每周一文推介：心领意会的“身体”——从三种医学人类学理论路径出发
Nancy Scheper-Hughes andMargaret Lock, 1987. ”The Mindful Body: A Prolegomenon to Future Work inMedical Anthropology.”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1): 6-41
著名医学人类学家NancyScheper-Hughes和Margaret Lock于1987年发表在《医学人类学季刊》上的评述文章，意图使用三种不同的理论路径来梳理和解读当时有关“身体”的已有文献。第一种路径把生命视为一种个体性体验，亦把身体看作是一种生物学现象的存在；第二种路径将身体放置于与自然、社会和文化的密切联系之中，使之成为了作为一种自然符号的社会身体；第三种路径称之为身体政治（the body politics），即身体是国家政权对个体施加控制的工具载体。讨论了以上三种理论路径后，作者提出把对情绪的研究（the study of Emotion）引入身体研究领域，并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进而推动这一领域的未来研究。
“身体是人类使用的第一个工具。”——马尔塞·莫斯
Nancy和Margaret认为医学人类学正在陷入一个生物学的谬论之中，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笛卡尔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笛卡尔将心灵与肉体分离，使精神和实体对立。这种认识论传统并不具有普适性，而是一种文化和历史的建构。作者希望读者可以走出这种思维的桎梏，将身体看作一种可以同时是生物性的和符号性的存在，概念化了的“身体”既是自然和文化的造物，也深深根植于特定的历史瞬间。而此文既是面向广大的人类学者，特别是有志于在医学人类学开拓进取的学者，同时也希望能够与临床医生和其他一线医务工作者们展开对话。
下面让我们具体来考察关于“身体”的三种路径。
第一种路径：个体的身体
这种理论路径正是笛卡尔哲学的遗产，笛卡尔的哲学思想也是建立起西方科学和临床医学体系的基石。我们首先来看这样一个故事。当一位临床医学教授面对一群医学院一年级生，诉说起一位长期遭受神经衰弱性头痛困扰的中年女性的生活经历：嗜酒的丈夫时常对她施加暴力；过去的五年中，为了要照顾生活无法自理的年迈的婆婆，她几乎足不出户；从高中退学的儿子也常常令她担惊受怕。
尽管学生们都对她痛苦的遭遇感到同情，但是同学们还是提出了一大堆关于医学诊断的专业性问题，最后一位同学打断了教授的发言，问道：“那么，导致她头痛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医学院的学生们对于患者的社会身份和生活经历并不关心，他们只想知道如何从生物医学理论中找到疾病的诊断依据。
这种西方认识论的根源更早可以回溯至古希腊时期，如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和希波克拉底医学派，而至笛卡尔时期，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最终成型，将心智与身体分离的观念彻底解放了生物学，使其致力于追求纯粹物质性的思考。与西方普遍抱有的二元认识论不同的是，在很多非西方的身体认识论中普遍存在着内部互补的整体论观点，在中国、伊斯兰思想与佛教传统中都可找到例证。
医疗化（medicalization）的过程就是将属于个体的身体与符号性的社会身体分离，并完全用生物医学中的病因替代可能致病的社会因素。美国精神病学家里昂·艾森伯格曾经对“疾病”与“病痛”做出了区分，疾病（disease）指人体的器质性功能异常，而病痛（illness）则指患者生理或心理上体验的不适感。在作出这种区分后，我们可以发现有关一些由社会关系失范（social relations of sickness）引发的个体病痛（illness）正在被医学化和个体化地归因，而不是将个体的疾病放置于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中进行考察，从而发现可能致病的外界环境因素。
第二种路径：社会身体
在符号学派和结构学派的人类学家看来，人的身体是一个绝佳的思维工具，自古以来人类就善用身体作为工具来建构自己的宇宙观。我们的身体器官，我们的血液、乳汁、眼泪、分泌物、排泄物都共同构成了一幅认知图谱，它通过象征和隐喻，代表着自然界的、超自然的、人类社会中不同的事物，甚至可以用于解读我们所生存的空间。尼达姆（1973）曾经指出，用左手和用右手所代表的不同隐喻，左手边常常与低等、黑暗、肮脏和女性有关，而右手边则代表着高等、神圣、光明、男性和统治。尼达姆提出，左与右的不同象征是基于特定社会价值观念对社会分工安排所作出的规定。
如果世间万物可以通过我们身体的不同部分进行表达，那么我们的身体也可以象征整个世界。巴斯蒂安（1985）笔下居住在玻利维亚Kaata山脚下的Qollahuayas族人，他们因本民族的医术而闻名，Qollahuayas自公元700年就已经发现并研制出草药，并采用外科手术来医治患者。对于Qollahuayas来说，山脉也是由头部、胸部和心脏、胃和内脏等部分组成；山脉就好像是人的身体，必须提供充足的血液和脂肪才能保持强壮健康；人体的疾病是由于人与土地的不和谐关系而引起的，当地的医师将山地居民们聚集起来，向大山进贡祈祷，通过这种方式医治人体疾病，大山就像守护神护佑着他们的福祉。
我们还可以列举出许多民族志作品中，当身体被赋予了象征的意义，而自然的现象也被人格化了。奥尼尔（1985）认为，在非西方和非工业化的地区，人们通过自己的身体来理解自己生活的世界，而如今人类被送进了生物技术的机器中，当我们通过外科手术和基因工程来改造人类，当人的身体成为“产品”，也许生命被延长了，但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人类的异化程度将不断加深。让我们来考察英语中所运用的身体隐喻，在工业时代人们使用“机器”的语言来形容身体状况，如We are“worn out”or“wound out”，or we are“run down”。之后人类又借鉴了另一种“电子语言”，如 We are“turned off”“turn in”，we“get a charge”out of something。步入个人电脑时代，我们也常会说my energy is down。
第三种路径：身体政治
人的身体不仅包含了自然与社会中的诸多隐喻和象征，我们的身体与外界环境的联系也处处体现着权力和控制。文章提到了国家权力对“健康身体”的定义，使拥有“健康”成为一种需要经过长期坚持努力才能获得的回报，而不是一种自然的状态。无论是西方社会所塑造的苗条、健美、性感的女性形象，还是传统中国将“三寸金莲”纳入评判女性的标准，其中都隐喻着国家权力对个人身体的规训和控制。身体政治不仅在个体层面塑造了人的身体，也可以通过人口控制和生育计划发挥其作用，福柯称之为“生物权力”（bio-power）。简言之，自十九世纪开始，我们的身体被医疗化了，各种各样的规范措施被发明并控制人的性活动，特别是对女性生育过程的规范化。特纳（1984）指出对女性性生活进行管控的措施包括，在制度层面，父权制家庭使女性没有生育的主动权；在个体层面，意识形态教育向女性灌输禁欲和贞操的观念。
三种身体，隐含着三种不同的理论路径和认识论：现象学中的个体身体，结构主义和符号主义里的社会身体，后结构主义时代的身体政治。回归到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中，作者通过理论的梳理希望向读者传达的是，我们可以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疾病与健康。疾病不只是偶然发生的孤立事件，疾病的产生、诊断和治疗过程也是由社会和文化进行建构的。人类对身体、疾病和痛苦有直接的体验和感知，作者最后引入了对情绪的研究，强调“情感”是三种身体研究取径的中介，影响着身体和疾病体验，并投射在社会身体与身体政治运转的图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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