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rner，Edith 2007. Introductionto the Art of Ethnography,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Vol. 32,Issue 2, pp 108-116.
如何能够体现人类学所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答案莫过于民族志的写作。人类学家通过民族志为读者提供了关于文化的事实描述，同时希冀让读者理解：文化是如何在社会中发挥功能的。研究者所搜集的田野资料愈加生动丰富，那么他所展现的民族志写作风格也会愈加出色。弗吉尼亚大学已故人类学者伊迪丝·特纳（1921-2016）基于其长达58年的教学研究生涯，在此文中对比讨论了两种风格的民族志写作方式，她认为：其中的一种风格是备受田野工作者推崇的，而另一种则是高等院校考官和研究经费资助人所欣赏认可的。而在伊迪丝看来，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人类学家能够描绘出一幅更接近人们真实生活的图景。
伊迪丝在本文开篇提到了人类学的任务是提供关于人类自己的知识，而人文主义人类学更加关注那些活着的“人”。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内封首页上就这样阐释了人文主义人类学的使命：
（人类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人？”人文主义人类学家试图在“他者”和“我”的文化中寻找答案。无论是个人生命史还是人口统计学，诗学还是营养学，艺术表达还是学术写作，这本杂志所持续关注的就是那些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体。AH杂志鼓励那些为了展现人类社会的一切欢愉、暴行、荣誉和苦难而进行的写作，并因此能够推动跨文化的理解。
写到这里，我们应该能够发现到底什么是人文主义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特质了——它包容涵盖了大量对人类的情感和激情的描写，而这一点在社会科学中是不常见的。那么那些“欢愉、暴行、荣誉、苦难”在人类学者的写作中到底有何作用呢？作者在文中援引了大量人类学的作品对此进行说明，这些字眼曾出现在Renato Rosaldo、Ruth Behar、Duncan Earle等人的作品中。AH杂志的创始者和编辑Bruce Grindal也曾在1993年说过“我们必须冒险去写作并出版那些令人吃惊的事实。”无独有偶，Barbara Tedlock也曾在“从参与式观察到参与的观察”一文中列举出诸多杰出的人文主义写作者，他们在自己所生活的时代里是特别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将真实的人性的温暖带入到写作中，帮助读者去对另一种文化感同身受。
许多人也许都曾有这样的体验，当他们开始一段故事叙述来反映他们民族志的核心内容，这是他们是头脑清晰且思维流畅的；然而当他们希望从自己获得的一系列结论发现中推断出理论性的总结，当他们使用那些他们认可的、经典的、学术化的学科训练思维，那些模糊不清的论述似乎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尽管这时他们自己都不能够说服自己。我们为什么不停止这些无谓的叙事？鼓励那些满怀信心的田野工作者勇敢地放开手，去和和当地人打成一片，像Samdar Lavie混迹于贝都因人中一样，去爬一棵椰枣树帮花授粉、生病后请来当地的巫医治疗，去真正地参与和体验。（Lavie，1990:16）
Lila-Abu-Lughod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她喜欢自己的工作和研究，喜欢和埃及的贝都因人闲聊，在其专著《书写女性世界》（Writing Women’s World）一章中，她提到一位当地的Migdim嬷嬷告诉她的一个故事。Migdim嬷嬷经历过奔放的少女时代，当她的家人希望她嫁给父亲家的一个堂兄，年轻的Migdim并不喜欢这个人，面对家人的施压，她跑到一个山谷中连续十天大声尖叫，她又跑到自己将要结婚的帐篷里，将要涂刷帐篷的黑色油漆从头浇落。从这时起他的家人安静下来，婚礼也被延期了，之后人们甚至忘记了有这回事。（Abu-Lughod，1993:47-48）最终Migdim同意嫁给了自己伯母的兄弟的儿子。伊迪丝：认为Lila-Abu-Lughod的巧妙之处在于在书中她推翻了父系制、一夫多妻制、父系表亲婚姻、荣誉和耻辱等概念，她把自己眼睛所见的事情记录下来——贝都因人是如何行动的——尽管这会是复杂而令人惊讶的工作，但是她却成就了一本畅销书。
参见本公众号“每周一书”推介：《书写女性世界》（2016年1月15日，后附文章链接）
过去的人类学家们希望那些被研究的对象尽量保持最初的原始状态，担心自己的介入会打破这个状态，因此他们将自己视为“置身事外”的观察员，但按照人文主义人类学的观点，他们忽视了“我们”与他们正共享着同一个社会和生态系统，我们共属于同一个物种，而“我们“本身也不能脱离“他者”存在。爱迪斯认为应当要鼓励我们的学生去按照当地人的礼节和习惯生活，要去学习他们的语言和他们交流，要敞开心扉去与他们做朋友，Edward Burner在1984年曾说：“在我们的学术训练中，出现了一种更加自由的精神，在一种宽松的氛围中一切变得更加有趣也更加开放，我们可以对自己保持城市，并且承认我们情感的力量。我们可以更加自由地与我们的主观意志共存，对人类学和自我都保持开放的姿态。”
然而现实似乎并不如此乐观，新一代的博士候选人们走进校园，互相竞争以展现自己出色的学术素养，他们是布尔迪厄、科马罗夫、德里达的蹩脚的模仿者，他们的写作似乎在宣告我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在传递信息而已。他们仍然被教导不要用第一人称叙述，引述他人所言时要使用引号，好像自己只是在旁的围观者。人文主义人类学需要放下对传统学术规范的执念，让民族志的写作变得更加轻松有趣，便于理解。
在研究生教育阶段，那些传统的严肃的写作风格仍然被大多数人奉为圭臬，你需要面对这样的现实：学生们需要在未来谋求一个教职，他们被要求按照这样的规范写作。在持续不断的压力中，它好像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黑洞，不断吸引着那些初入校园的年轻人。
Dennis Tedlock也曾比较过这两种风格的民族志，他更偏爱前者：“拉近读者和当地人的关系，将让双方置身于更亲密的对话之中，这样文化差异就不必是通过解释而消除的。（而后者）它所面向的受众只是本学科内的人而不是公众，好像民族志的贡献只是学术圈里的自娱自乐。”（Tedlock，2004:14）人类学者就好像是月亮反射出太阳的光，而我们所获得的一切都要归功于我们的田野居民。
民族志写作应当比宗教作品更深刻，比神话作品更实际，同时运用诗化的暗喻，因为这就是人类学，不是充满教条说教的神学，也不是仅仅为了感受美之震颤的诗歌，亦不是如社会学家口中所说的对奇闻逸事的猎奇。因为人文主义人类学是社会的医疗者，我们感受着社会的痛楚，并尽努力移除这些病痛之源。
伊迪丝还在文章最后提出，人类学家需要培养自己善于发现特别事物的敏锐洞察力，那些人类学博士候选人提供的过分修饰的研究计划是没有意义的，田野工作并不依赖预先的计划。人类学家所做的工作也不是对社会事实进行冷冰冰的陈述，而是强调与当地人进行的深度对话。
文章最后作者再次提出，讲故事在民族志中是具有极高的价值的。格尔茨认为人类学者只能对他人的解释进行再解释，因此能够把握的只是表象。可是当他躲避警察的围追堵截，在斗鸡比赛之后嘲笑巴厘岛人，他似乎也已然忘记了“自我”的存在。用生动的故事取代学术术语，可以将已经过去的经历重新鲜活起来，可以带领读者拨开层层迷雾，去对另一种文化进行深入理解，同时拓宽人类学学科自身的道路。民族志给予文化现象真诚尊重，并且绝对诚实地记录这些文化的方方面面，就如同当地人在亲身诉说，从而有助于他们获得应有的认同和理解。
本文作者伊迪丝·特纳（1921-2016）为著名人类学家特纳的遗孀。本公众号曾在2016年5月12日刊登伊迪丝学生和助手彭馨妍所写的《值得关注的人类学“女神”》，后附文章链接。
复旦人类学张宇芯推介
参考文献：
Abu-Lughod, Lila
1993 Writing Women’s Worlds: Bedouin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runer, Edward, ed.
1984 Introduction: The Opening Up ofAnthropology. In Text, Play, and Story: The Construction andReconstruction of Self and Society. Edward Bruner, ed. Pp. 1–18.Washington, DC: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Lavie,Smadar
1990The Poetics of Military Occupation: Mzeina Allegories of Bedouin Identity underIsraeli and Egyptian Ru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edlock, Barbara
1991 From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othe Observation of Participation: The Emergence of Narrative Ethnography.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47(1): 69–94.
Tedlock, Dennis
2004 Voices in Ethnographic Writing.Statement for the Writing Culture Planning
Seminar,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Santa Fe, October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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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人类学“女神”（三）】 我眼中的特纳奶奶——写在伊迪丝特纳退休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