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可以把书评写成权威期刊的论文？Ivan Karp和Kent Maynard于1983年发表在《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杂志上题为“Reading The Nuer”一文是绝佳范例。这篇对埃文斯－普理查德的民族志名作《努尔人》进行深度和评论的文章已经远远超出了一篇普通书评的体量。两位作者将民族志文本和学界评论进行并置，对围绕《努尔人》的讨论所指向的理论问题作出了精彩的回应、分析和再阐释。

作者在文章开头明确指出，这篇文章旨在达到的两个目的：一是力图展示带有不同理论视角的学者对于《努尔人》的不同解读是对现实中复杂的多重因果关系中特定原因有所偏向的结果；二是试图说明关于《努尔人》著作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论点是否存在自相矛盾的争议可以从文本本身找到答案。

《努尔人》自1940年出版后，引发了人类学界持续的讨论，文章开篇引用杜蒙的一段评论来说明他认为这本民族志引起热议的缘由，“这本书的副标题已然宣告了它所具有的双重目标：一方面是描述生态环境及其对努尔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展现一套和环境全然无关的概念系统和机制……或许，正是因为读者拥有倾向于这二者之一的选择，这本书才在专业领域如此流行。”（Dumont，1975：329-30）杜蒙认为《努尔人》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解读空间，而波科克（Pocock）的评论也显示出《努尔人》原作意义上的解释弹性。波科克认为《努尔人》标志着人类学理论关注点由“功能”到“意义”的转变， 普理查德在书中所言，“价值观念体现在语言之中，并由此影响行为”（Evans-Pritchard，P1940a：135），这句话可作为其关注语义相对性和“意义”的佐证。除了杜蒙和波科克之外，诸多著名的人类学者都曾写下他们对于《努尔人》的解读和看法。比如，唯物主义、生态学取向的评论认为埃文斯-普理查德在书中认为生态环境和物质是导向分支裂变的宗族体系的原因，利奇（1961）和萨林斯（1961）就都曾将《努尔人》作为反对神秘主义取向、认为政治分支裂变自成一格的观点的例证。

Karp和Maynard逐一列举出各学者对《努尔人》的评论中具有代表性的解读，并点明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波科克认为埃文斯-普理查德聚的作品标志着“意义”转向，但仔细阅读文本可以发现，“功能”和“意义”概念似乎并存于普理查德的论述中，此外，很难直接定义所谓的“意义”由生态适应所决定，还是不依赖于物质、仅仅和社会结构的规则相联系。而利奇和萨林斯等人将努尔人的社会结构归因于文化系统之外的环境因素，则忽略了文化模式与实际实践之间的区别和冲突。

综合各位学者对于《努尔人》的学术探讨，文章作者发现各方讨论的分歧大致集中在同一个问题上，即：在一个社会中，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二者如何相互影响，或者一方决定了另一方？大部分对于《努尔人》的学术评价均认为这是埃文斯－普理查德在书中所试图探讨的最重要的问题，但文章作者认为这种假设是对文本的过度简化。他们并不同意部分学者所主张的观点——《努尔人》一书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和断裂，而是揭示出这种看法所基于的前提假设是对物质环境和价值观念的简单二分。

Reading The Nuer一文的两位作者认为，社会秩序和人的能动性之间的联系，是跳出上述论争、理解《努尔人》的关键。社会秩序使努尔人的行动成为可能，而个体的能动性则使得社会秩序不断被再生产。在埃文斯-普理查德对于努尔人劳动的分析中，人的能动性是一个核心概念，它是将努尔人的生态环境和物质条件与努尔社会的结构化原则和文化模式联结起来的中介。（Evans-Pritchard，p.482）文章作者以民族志的第一章“对牛的兴趣”为例详细说明了对人能动性的关注在书中的具体体现。章节标题中的 “兴趣”一词也间接凸显了埃文斯-普理查德行动者导向的观点。牛同时具有实用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努尔人饮食和经济的重要来源，对努尔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约束，同时也是某些社会行为的动机。对牛的兴趣和自然环境相关，但也成为诸如保护领土等政治目标背后的动因。在埃文斯-普理查德的笔下，努尔人的生产劳动使牛成为连接物质环境和社会秩序的媒介。牛可以被视作一个隐喻，而一旦这类隐喻承载了一系列的社会价值观念、成为社会生活中相对固定的文化模式，它们就会从从中扎根其中的经济因素中脱离出来，获得一定程度上的相对独立性。 两位作者认为，埃文斯-普理查德对努尔人生态环境的勾勒并不表明他持生态决定论，对于努尔人社会政治制度和宗族体系的论述也不是在宣告他认为努尔人文化自成体系的立场。无论是对牛在努尔人社会中核心地位的讨论，还是在书的其他章节中对努尔人时空观的呈现和对政治制度的分析中，埃文斯-普理查德辩证看待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相互生成的观点和他反决定论的立场都体现得非常明显。

Reading The Nuer不仅是一篇常规意义上的书评，它注意到了以往学者对《努尔人》的多种解释和理论建构，将民族志文本放置在学术历史的脉络中对其进行分析。它提醒我们注意，将人类学者划归入特定的理论流派是后人的行影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对特定流派所持观点的刻板认知会加剧理解原始文本的难度。两位作者认为埃文斯-普理查德的这部著作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其关注并揭示出社会结构和个体能动性之间作用的相互性和机缘性。当然，这种理解也是文章作者站在自身学术立场上所做的解读。

和正文同时刊发的还有一组其他学者对这篇解读的简短评论和两位作者的回应，部分学者也在评论中指出他们认为这篇再阐释所遗漏的部分，比如Burton就认为，两位作者的分析中存在和埃文斯-普理查德同样的问题：缺乏性别视角，忽视了女为，会性在社会再生产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相信在这些学者热烈的学术讨论和对话中，读者可以获得经典民族志阅读的新视角和新灵感。

哈佛人类学者 赫兹菲尔德在他讲授Critical Readings in Ethnography 课程时，特意推荐此文作为课程作业的样本推荐给研究生，供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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