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们吃蛋糕好了！”据说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玛丽-安托瓦妮特王后在听说巴黎的劳苦大众因为没有面包充饥揭竿而起后提出的一个可笑和无知的建议。在本文的语境里，这句名言显然被作者用来特指国际发展实践中脱离实际，不接地气的精英话语。

在全球化持续发展的今天，贫困问题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范畴都成为重要的议题，大量扶贫组织也为消除贫困而在其间各显神通。然而，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这些“扶贫”措施在当前常常沦为理想化的、非针对性的甚至有自身目的的行为，将赤贫人群和第三世界国家视为被动“受助者”而忽视其真正需求或情况。在发展人类学者眼里，对于本土民众来说，一日三餐亟需的面包类主食和偶尔尝试的蛋糕类甜品，孰重孰轻，是顶层设计者们容易忽略的议题。因而，在本文中，作者着力于探讨对原住民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的研究与参与式扶贫方法，以及人类学在世界消除贫困运动中所要承担的责任。

参与发展措施（participatoryapproach），即将赤贫人群自身的认知和意见，纳入问题定位与决策的过程，从而克服传统模式的弊端。针对于原住民本土知识的研究与参与发展运动（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movement）相辅相成。本土知识（Indigenousknowledge），指的是在一个地区或民族，为当地大多数原居民所共享的知识。其常与科学知识相悖，具有弥散性，碎片化的特征，知识之间的联结松散而隐蔽，没有一个统摄的理论体系。同时，原住民文化具有自发性与非机构性特征，其来源于反复的实践与经验生活，随着人与环境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依靠代际相传而存续下来。

科学技术在扶贫过程中自然不可或缺，但科学知识，可能忽视特定地方、特定问题上的特定情况，而原住民文化的灵活性、适用性和创新性，都使之在应对具体问题时提供更有效，也更有启发性的解决方案。例如，某些族裔将虫害视为“邪恶之眼（eye of evil）”的恶果，为了“驱邪”，他们在田头悬挂染色的土锅，这种迷信行为，与新灭虫治害技术相比可以说毫无效果；但当地人代代相传的杂种植物法——虽然当地人可能信誓旦旦的解释为这是对“邪恶之眼”的抗击——科学而有力地避免了虫害。

作者更进一步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即使通过科技提高了生产力，由于扶贫被资本与政治权力所渗透控制，赤贫人群也无法真正的分享权益。在国际层面，少数经济精英群体控制着国际贸易和交往，而没有话语权的穷人和“第三世界国家”则被迫卷入其中。例如，“绿色革命”中引入高产作物，也给贫困农民加上了翻倍的特殊种子、化肥等成本压力；在地方层面，例如，在孟加拉国的某些村庄，富有的土地所有者意图抽干河道，拓展种植面积；然而这意味着以渔为生的穷人失去生活来源。在遭受拒绝后，大怒的“上层阶级”控制舆论，并以禁渔来威胁百姓——以提高生产力为名，实质上行使权力控制资源，褫夺穷人的利益，增进了富人的财富。

在对扶贫措施讨论的基础上，作者呼吁人类学家承担学科使命：一方面，寻找跨越科界限的方法论，呼吁对于原住民本土知识体系地位的关注和尊重；另一方面，扶贫研究中反思发展意义，努力在利益格局中排除“富人通吃”局面：人本贪婪，不可能有满足每一个人的“大蛋糕”，如果对分割的忽视和“同时富裕”的幻想依然存在，贫困与痛苦就难以在世界上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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