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当是一种日本孩子上幼儿园时所携带的午餐食盒。这种由母亲日复一日精心准备的食盒，伴随着日本孩子们的幼童岁月与成长旅程。这篇“小题大做”的作者艾莉森（Anne Allison）是以《夜活》一书成名的杜克大学人类学教授艾莉森（参见本公众号2016年7月8日每周一书推介）。在日本的田野工作期间，艾莉森入乡随俗，让自己的孩子上当地人的幼儿园，有机会以人类学家和孩童母亲的双重身份，将“便当”这一极为寻常的日式午餐形式作为检视对象，从孩子、幼儿园、母亲行为等角度，探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在寻常午餐仪式中的功能和意义。

  首先，作者对意识形态的国家工具做了介绍，和同样以社会控制为目的、以政策法律为典型、以威权为手段的国家工具相比，前者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文化的塑造，将其所支持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秩序，以一种更为深远的，隐形的，对日常生活无孔不入地渗透的方式被社会中的成员接受和固定了下来。

  而我们常说“民族食品”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载体之一，中餐以特征鲜明、意涵丰富的烹饪技巧和味道成为国人的骄傲与不能磨灭的记忆。而同样，作者也指出，日本食物也具有使用意义（提供生命所需）和文化意义的双重性，而后者主要表现为三大烹饪准则：食物必须制作成精致的小份以飨一口之品；饭菜器皿的形状、颜色、纹理必须搭配适宜以资视觉之佳；而以精心的装饰和制作给予事物“自然”的感觉——虽然这种“自然”是刻意人造的产物……而种种这些，都给予了食品以超越“吃食”本身的文化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制作便当午餐，并非可以任意而行，而是要严格遵照这些“文化规范”。

  在日本，学校系统作为国家与政府所掌握的教育机构，作为儿童社会化和人才筛选的场所，作为意识形态的教化工具，成为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社会秩序和主流意识形态在日复一日的阅读写作中被不自觉的接纳。

  幼儿园虽然不是这个体系的正式部分但从未游离其外，精心制作的便当被赋予了家庭、母爱和对孩子的期望。孩子在幼儿园里，在老师的监督和同伴的压力下，被严格要求必须全部和快速的吃完便当食物，而这也成为评价和规范孩子的标准之一。不只是午饭，在幼儿园的时时刻刻，孩子们都作为被有计划的进行社会秩序教育与规训对象：规定的时间做规定的事情，遵循统一的规则，追求统一的目标，进行标准化塑造。

  这种“秩序”的压力也不只在孩子的身上体现，母亲也被赋予了无可推脱的责任。作者考查了一些便当教学杂志，这些杂志上充斥了精致、费时费力而无多少实用价值的便当制作与雕饰技巧。便当的制作标准，一头反映着日本食物的文化规范，另一头反映了“日本母亲”角色的强化与固定。“母亲”二字，所代表的是为子女无休止的奉献与支持的角色，在子女的学业上，母亲与子女同进退、共荣辱，而显然这种母亲身份的社会身份产生冲突，往往使得母亲放弃社会和职业生活而照顾子女；另一方面，这种奉献与努力也是母亲角色的自我彰显，这不是一个作为母亲的日本女人“应该”如何做，更是她的身份的真实的组成部分。

  放眼日本，男性应当在外打拼挣钱，而子女的教育和抚养责任全部由女人承担。作者认为，对于社会而言，这使得男性劳动力可以彻底被开发，而女性在家庭琐碎繁重的工作之外，出卖的廉价劳动力也同样对国家与市场有利。然而对个人而言，这种社会性别秩序和角色，在不知不觉间，通过制作便当午餐这类小事，把每个个体，尤其是女性，圈狭在其生活空间和单一身份之中。这种性别不平等在当地日本社会的结构性差异得以合理地持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