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博文于2011年3月在复旦当代人类学讲坛（之一）嘉宾（摄影：洪浩瀚）

Kleinman,A. “Four Social Theories for Global Health.” 

The Lancet, Vol.375. May 1, 2010.

这是哈佛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Kleinman）发表在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医术（The art of medicine）专栏的一篇短小精悍的综述文章。在本文中，凯博文以一名从事医学人类学和医学人文教学达40多年的资历，尤其是他和同事在哈佛讲授的全球健康通识课程（MOOC）为基础，提出了引领全球健康教学和研究的四大理论导向，并且加以评述，以期对《柳叶刀》的固定读者群体产生某种积极影响。

凯博文认为当下的全球健康作为一门学科注重实践教学无可厚非，但理论教学也应齐头并进，才能加深学生的批判反思能力，教会他们新方法去更好地实践。凯博文惯于在找到症结后提出解决思路，这也是他与过度注重话语思辨的批判式医学人类学（critical medical anthropology）同行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在这篇文章中他梳理了在与同事金墉（Jim Kim）、法默（Farmer）等从教学实践中精炼出来的四个极具价值且可应用于全球健康领域的社会理论，分别是有目的（社会）行动的带来的“未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现实的社会建构(socialconstruction of reality)、社会苦难(social suffering)和生物权力(biopower)的概念。

对每种社会理论凯博文都追溯了其起源并援引到全球健康的实例中做具体解说。比如对第二种理论的简述他首先指出该理论由Peter Berger和Thomas Luckmann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认为现实世界中，无论物质基础如何，都会经过改造而转化为社会和文化层面合法的概念、实践和事物。然后他举例说明这个理论的应用，比如癌症在20世纪早期美国作为恶疾的特定意义，以及中国和其他地区精神疾症病人的污名化现象。最后他解释此理论对于全球健康的重要性，指出全球健康的各类项目和问题会（有时是必然）在不同的地方环境下，呈现出文化层面上迥异的重要性，并且带来全球性政策和地方现实之间的张力。好比堕胎在美国引起巨大争论在日本却截然相反，又好比脑死亡在日本争论得沸沸扬扬在美国却波澜不惊。最后又对其衍生理论作了简述和举例。这个思路也正是他在文末提醒读者和教育同行切记的问题，这些理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也存在被误用的可能，所以在教学时需要同时阐明如何正确应用这些理论的最好例证。他还不忘指出从他和同事的教学经验来看学生们喜欢理论能和深度的案例分析结合，这样能使学生发展出对于全球健康问题更系统的批判反思能力，可见凯博文对学生的良苦用心。

凯博文最后指出，这四个理论和及其衍生内容并不能详尽那些可能对全球健康存在重要意义的理论，其他的社会理论，例如韦伯的官僚主义理性(bureaucratic rationality)和制度化的魅力型领袖的窘境等，也对理解全球健康问题存在重要的意义。他同时也不无忧虑地指出，很多社会理论都可以应用于医学实践，但社会科学工作者却时而利用理论去攻击医学本身，而非改善医学实践，这对两者都有百害而无一利。要改变当下的境况，让社会理论成为增进世人健康、重塑医疗卫生的工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对于全球健康这门学科进行了教学和发展上的反思，提出了理论和实践并行的教学思路，并身体力行总结了可应用于全球健康的四种社会理论，这不仅反映了作者本人做学问的一贯思路，也为这门学科的教学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凯博文在自己的画像前留影（摄影：潘天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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