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instein, Alvin R. “The State of the Art,” JAMA, 255,March,21,1986, p.1488.

       在三十多年前临床流行病学家法因斯坦（Feinstein）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与其专业没有特别关联，然而充满了人文色彩的叙事短文。文中讲述了一位96岁的高龄老者抱怨医生不让她安然离世的故事。这位理智的老人在90岁时就开始为自己的后事做出安排，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先进的医疗技术使她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同时也被迫忍受病痛对于自己身体以及精神上的折磨，最终成为子女们的负担。随着医院一次次成功地使老人起死回生，医生们“贪婪”地强加给老人各种疗法，高额的医疗费用和养老院费用使老人入不敷出，最终不得不动用了她原先留给孙辈的委托基金。作者亲眼目睹了这位几年前还能完全自理的老人在现代医疗体系内一步步蜕变成为一名被过度救治的无助病者的整个过程，更令他痛苦不堪的是，这位老者就是他的母亲，而作为医生的他却无能为力。在为母亲无法遵从自身意愿善终而悲伤之余，作者在文章结尾处不禁反思在医学行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如果从日常医疗实践的层面来看，这篇短文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面对高龄老人的临终关怀，相关医护组织以及人员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是遵循技术理性的一丝不苟，还是加入更多人文关怀，尊重高龄老人自己的意见？这种技术理性首先表现为医院医生更多救活患者，彰显医院的技术与治愈率高，病人的愿望与医生的天职是截然相反的。医务人员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而医生人为的结束了病人的生命，这显然与医生的职责相冲突，变相地使医生成为了合法的刽子手。对于医生来说，有些病例极其罕见，如果放其不予救治，对于他们貌似失去了很多临床经验和新技术探索的机会。其次，这种技术理性与社会以及文化也密不可分。当今社会似乎对生的重视强于死，认为活着就是好的，这与国家长期的文化背景与教育内容密不可分。在我们的整个科学及教育的体系中，只有生的教育，而没有死的教育；只有优生学而没有优死学；只有计划生育而不计划死亡；只有人生观而没有人死观；只有生的崇高而没有死的光荣。除去医院与社会的技术理性，家人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研究表明，大约70%的人希望在家里死去——但是大约一半人死于医院。应该鼓励病人起草遗嘱，让人了解其临终愿望。不幸的是，如果照料病人的某位家庭成员要求采取冒险措施，这类文件会变得毫无用处。但另一方面，除去文献显示出来医院的不可协商性在现实中似乎有一些例外，在临终医护的很多层面都显示着人文理解的思想已经渗入当今医护以及社会观念。对于很多临终老人来说，或许活着或者在医院继续躺着对于他们及其不可忍受。一方面财力有所不逮，一方面枯燥以及疼痛的治病过程让他们身心俱疲。是否依从和尊重被迫延寿者的意见是现今医学护理的重大难题。在这个意义上，处在优越医疗环境中的百岁巴金“为大家活着”的名言其实还能够读出些许无奈和无助的弦外之音。

       本文作者以从业者和当事人的双重身份，及时地记录了美国社会高度医疗化过程中的一个瞬间，一个生、老、病、死被技术化处理和精准控制的瞬间。

复旦人类学  冯博雅 潘天舒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