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推荐的应用人类学案例来自1987年出版的《人类学实践：将知识转化为行动》一书。作者为著名应用人类学家莫瑞（Murray）。他以项目主持专家的身份，通过自己在参与海地植被恢复的亲身经历，对应用人类学者在发展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客观中肯的评述。

由于人类学学科本身所特有的整体论视角，应用人类学家与其他专家相比，更有能力关注那些制约项目策划和实施的文化和社会因素。谁都知道树木对于防止水土流失的重要性。而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树木又是传统意义上燃料和建材的主要来源。农民出于实际需要砍伐林木，则大大加剧了木材短缺状况。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生态系统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如何恢复被破坏的植被。人类学者莫瑞在海地受美国国际发展署之邀，重新设计了该组织的一个耗资巨大的森林植被恢复项目，为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生态难题，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在海地，森林滥砍滥伐的现象始于殖民时期。以法国人为首的欧洲移民曾在海地创立以蔗糖出口为支柱的殖民经济体系。殖民者出于追逐利润的需要，通过成片地伐林，来获得可以种植甘蔗、和咖啡的农业用地。在十九世纪海地获得独立以后，外国的木材公司仍然在境内经营伐木和出口硬木的业务。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承载力日增，森林面积日趋缩小。植被消失的程度之大，可以说是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在商业利益驱使下，每年被砍伐的林木成千上万。被伐树木不是被用来造房，就是作为首都太子港的生活日用燃料。由于人口压力而失去耕地的贫苦农民，大量涌向城市，加剧了燃柴供应的紧张状况。一些贫民干脆砍光所剩无几的树木，卖给城里人。与此同时，农民们世代流传的烧荒耕作法，对于日益严重的土壤流失和肥力下降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   

为了帮助海地政府恢复植被，美国国际发展署将数以百万计的树苗运往当地。海地当局也积极号召和督促农民植树造林。然而这一援助项目却遭遇了失败。首先农民们不但拒绝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树，而且还把树苗当作饲料喂羊。由于农民的不合作态度，海地政府的绿化努力无疾而终。美国国际发展署在百般无奈之际，召来人类学者莫瑞，以求变通之策。马瑞曾经在海地做过有关土地使用权的博士论文研究。通过耐心细致的“参与式观察”和与当地人的访谈，莫瑞对海地农民的真正需求有了深切的了解和体会。在其他人类学者和发展专家的协助下，莫瑞对原有项目作了较大的修整。他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将生长周期短的硬木树种作为经济作物，介绍和推广给当地农民。树苗品种也从原来的果树类换成生长速度较快的桉树类。因为他发现农民们喜欢的，不是生长缓慢的树种，而是能在短期内带来经济效益的树种。如种植桉树，那么农民们可以每四年砍伐一次，并将所伐木料销往太子港。马瑞的计划受到了农民的欢迎。农民们由于种树而造成粮食减产的损失，通过销售桉树得到了合理的补偿。也就是说，将树木作为一种经济作物来种植的设想，更为贴近当地农民的传统行为模式。当种树成为一种同种庄稼没有本质区别的活动时，农民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被调动了起来。原先的项目策划人时所犯的错误，恰恰在于缺少必要的地方性知识。

莫瑞的人类学视角，使他在分析问题之后，得出与海地政府和美国国际发展署的技术专家们截然不同的结论。海地政府将项目失败完全归咎与农民的保守态度和传统的土地使用模式（烧荒耕作）。而马瑞发现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于农民看不到项目能给他们带来的短期效益，还担心在同一片土地上种树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在国际发展署看来，树苗一旦种下，就得成林，不应轻易砍伐。而马瑞的研究表明，海地农民认为树林之所以存在，就是应该被人砍伐，不然就是毫无价值的东西。

莫瑞对项目的实施方法又作了一番重新设计。在原来的方案中，树苗是通过海地政府的农业部，发放到农民的手中。苗树在分配过程中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国有林木。”同时政府工作人员有反复告诫农民注意保护环境，不要随意砍伐新种树木。农民们将此忠告误解为种植新树的林地，不日将会收归国有，因而植树热情大减。针对这一情形，莫瑞建议由农民自发组织义务发放树苗，同时确认农民们对新栽树木的处置权。作为拥有人，农民们可随意砍伐和买卖树木。这与他们收获和贩运农作物的传统方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新方案实施之后，农户们开始大量种植树木。有意思的是，尽管他们获得了充分的自主权，却不随意出售新生树木，而是按照家庭实际的经济需求和市场变化，调整砍伐周期。农民的理性选择一旦占了上风，就会配合政府和发展机构，使项目实施真正达到双赢互惠。在海地的许多地方，绿荫开始“故态复萌，”呈现出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象。

像莫瑞这样具有丰富田野经验的堪称老法师的学者，在国际发展署等经济开发机构内，逐渐成为了农民利益的专家代言人。海地植被恢复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所体现的农民参与精神和推广经济作物的必要性，对于贫困地区的发展实践，具有不容低估的示范意义。

复旦人类学   潘天舒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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