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文 | 余成普《器官移植、身体与文化》

发布者:刘秋芳发布时间:2022-03-02浏览次数:74



        器官移植技术的出现被认为是20世纪生物医学领域最重要的进展之一,也自诞生之初,就伴随着大量法学、伦理学的争议。以器官移植为中心的各种充满文化想象力的议题,则一直以来都是医学人类学研究关注的焦点。目前西方人类学家对于器官移植的研究既包括全球化视野中的器官流动、对于脑死亡和死囚器官使用的跨文化认知差异,也包括从器官提供者和接受者双方视角,对家庭决策过程、移植后的生活等衍生的问题进行探讨等等。(Ikels, 2013)中国是器官移植的大国,但或因话题的敏感性入场困难,又或因学术关注点的差异,本土人类学者在器官移植研究领域长期缺席。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余成普的博士后论文《器官移植、身体与文化》即将出版,据作者文中所述,是国内第一部以器官移植为主题的民族志作品。这部著述从医学人类学视角出发,旨在通过对移植病人、器官捐赠和器官买卖三大主题的探讨,关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的器官移植问题,并分析其在中国的文化敏感性及其引发的社会文化后果。

  

        2010年,作者通过邮件联系G市一家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S医院的移植专家,收到了其中一位医生,也即后来研究中重要的“守门人”的回复。在随后的面谈中,作者发现两人竟是同乡,顺利而幸运地获得了进入田野、接触移植相关人群的宝贵机会。2010年9月至2011年1月,作者在S医院肝脏门诊候诊大厅里完成了对32位肝移植病人(家属)、4位移植医生和2位护士的访谈,并在科室中对医患互动进行观察。此外,作者还接触并访谈省内器官捐赠相关工作人员、志愿者和协调员,参与相关会议和活动,搜集相关田野资料。

  

        论文主体分上、中、下三篇,分别为“移植病人的后移植生活”、“器官捐赠的文化敏感性”以及“器官交易与身体的商品化”。作者在开篇说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和身体机械观是器官移植的认识论基础,认为器官移植背后的文化理念与非西方国家身心观的相背离是其在非西方国家遭遇困境的根本原因。接着,作者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已有的器官移植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基于已有的西方人类学家对于身体理论探讨的基础上,确立了本书的理论视角,即整合身体多面向、呈现身体整体性的分析框架。

  

        上篇“移植病人的后移植生活”中,作者把目光投向病人经历肝移植手术之后的日常生活,通过“抗拒的身体”、“被管理的身体”以及“隐喻的身体”三个面向,讨论了病人对于移植物的生理排斥和文化排异,分析其背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现代科学知识话语的交锋,并呈现了现代医学体系之下病人的身体管理实践和其引发的文化想象和社会后果。中篇则聚焦于器官捐赠,通过几个个案故事,将家庭和亲属进行捐献决策的过程作为文化事件进行考察,解读器官作为“物”以及“生命礼物”所承载的社会意义与文化意涵,同时对于中国目前官方对于死亡的界定、器官的捐赠以及分配机制进行概述。下篇对于全球范围内器官买卖和活体器官移植进行讨论,因难以获得第一手的田野数据,主要基于第二手资料进行分析。下篇探讨了“移植旅游”的热点话题,展现了病人移植后身体的苦痛与全球药物产业密不可分,对跨国器官交易所造成的“生物暴力”(bioviolence)、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进行批判。在本文最后的总结中,作者就自己的研究结果,对于中国器官短缺的困境提出了政策建议,强调器官捐赠体系的建立和推行需要慎重考虑植根其中的社会文化情境,保证公平性和社会平等。

  

        本文以器官移植为主题,采用整体观的基本视角,承接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人类学中兴起的身体研究理论热潮,具有指向人作为生物性和文化性的双重存在的理论关怀。作者长期关注血液捐赠、慢性病、器官移植等议题,在本书最后还基于研究成果为中国当前的器官捐献体系的完善积极献策,则体现出医学人类学融理论于应用为一体的学科取向,以及作者自身对于承载苦痛的社会弱势群体深刻关切和希望研究能够服务于社会现实的考量。从医学、伦理学、法律、心理学等角度对于器官移植的研究不在少数,但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当事人自己的声音往往淹没在国外对中国死囚移植的舆论和媒体对于人权的争辩之中。作为对如此“敏感”的器官移植议题进行田野研究的作品,本书呈现了许多鲜活的个案故事,再现了移植病人生动的叙述,结合身体理论的探讨,填补了话语世界器官移植人类学研究的空白,无疑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

  

        但也正如作者在后记中对于所言,本书的局限性在于无法深入参与病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互动。传统人类学研究重视参与式观察方法的运用,对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进行细致记录和“厚描”,但本书在对病人“后移植生活”图景进行呈现时,难以在医院之外继续对受访的病人和家属进行追踪,采用的田野资料大多来源于在医院完成的一次性访谈。另外,作者在书中将中国器官短缺描述为亟待解决的“困境”,但笔者认为,器官因何被称“短缺”,何以是一个“困境”,这些用词的文化预设和这种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稀缺性”如何被医学专家、媒体所制造和“自然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审视和反思的命题。瑕不掩瑜,此书出版之后,相信本土人类学者对于器官移植的关注和后续研究会逐渐增多,期待不久后能够看到更多与此相关的田野研究成果。


注:本文即将成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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