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乔治•马库斯教授基于他在汤加王国的田野体验，首次提出“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这一概念(George E. Marcus,1985)。当时他发现汤加移民流出日益增多，受到全球化进程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马林诺斯基等早期人类学家所倡导的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志研究方法逐步囿于困境，无法从更完整地叙述与还原出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汤加文化与社会。所以，乔治•马库斯开始认识逐渐意识到“多点民族志”此概念，并尝试以此种形式写了一篇汤加文化国际化以及汤加要素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得到重置的文章(George E. Marcus,1980)。

  其实，先于乔治•马库斯，已有学者尝试对被研究对象进行过长时间的跟踪，包括了空间上的转换。上世纪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屈顺天在对香港新界的文氏宗族进行研究时，不仅只在新界的文族村庄对文氏族人的日常生活进行观察。同时，也利用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教书的机会，对于那些已移民伦敦并在那里以靠经营饭店为生的文氏族人进行观察与研究，前后持续了三个多月。最终，完成了《移民和中国宗族：文族在香港和伦敦》(E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Lineage: The Mans in Hong Kong and London)一书。此时，距离乔治•马库斯提出“多点民族志”还尚有时日，可谓是“多点民族志”研究的早期范本。

  与其他人类学家早期对于“多点民族志”的认识一样，乔治•马库斯先前也只是认为其与民族志调查点的移动(movement)和流动性(mobility)有关，强调对全球化变化所引起的新关系和程序变更的的经验研究George  E.Marcus,2010)。而在如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更应知晓关注对象的意义、如何关注以及整个追踪过程的如何进行。

  相对来说，以针对国际移民的研究进行入手，是比较方便的“多点民族志”样本。但是，这些方法也使得一些人类学家产生了困惑，此种方法势必使得民族志研究变得单薄，从而导致对于投入田野工作强度的削减，而正是那种长期细致深入的田野工作才使得人类学研究及其相关知识建构呈现其独特价值(George E. Marcus,1997:97)。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使得“多点民族志”研究更深入，更能挖掘出现象背后的意义所在，恰恰是如今的人类学研究者们所应充分考虑到的。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除了在某些范围内移动的被研究对象外。更多的时候，“多点民族志”的被研究对象往往是跨文化与跨国界的。此时，更需要从“他者”的视角出发，了解跨文化之于被研究对象的意义所在。

  “多点民族志”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对于全球化的研究则离不开“世界体系理论”(The World System Theory)。“世界体系理论”的确立，为“多点民族志”研究奠定了基础。“世界体系理论”试图用中心边缘依附关系、世界劳动分工和阶级冲突等变量来分析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从而解释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史。而马克思学派人类学家艾瑞克•沃尔夫则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对“世界体系理论”进行阐释。他认为，人类世界是一个由诸多彼此关联的过程交织而成的整体，在这个网络中，有历史的欧洲和“没有历史”的非西方关联到了一起。在其代表作《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探讨了16世纪后，欧洲大陆是如何把其他大陆的不同社会组织和族群的国家卷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其中，“没有历史的人民”(people without history)指的是被西方世界隔离和孤立的“原始人类”(primitive people)。这些都是已经过去的历史，是不被现代社会所承认的一部分(Eric Wolf,1982:3)。但是，这些不被承认的一部分，却已无法避免地卷入到了全球化进程中。因此，对于这些民族或是国家的理解，既要从其内部入手；同时，也应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出发，对其文化的内涵进行解读。

  所以，对于“多点民族志”研究来说，不能只是研究独立的民族与文化。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不能简单地认为其仍保持分离和静止不变，而是应该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对其进行理解和研究。此时，恰恰需要的就是跨文化研究，将被研究对象置于全球化背景和世界体系之下，才能更为立体、更为生动地还原出错综复杂的权利和关系。

  在“多点民族志”研究过程中，除了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仍应将各种过程及其社会建构的地方层次相结合。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民族志的当代问题》(Contemporary Problemsof Ethnography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一文中，乔治•马库斯认为，好的民族志研究，往往需要对历史的政治经济学背景有感受力。他以二战后的美国为例：二战后，国际秩序日渐衰弱，美国开始占据霸权地位，而这种霸权甚至开始侵蚀美国自身的福利国家形式；从美国人的角度看，他们感觉到了国内与国际的现实基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反映到学术界，是已经中心化与组织化的知识领域的广泛撤退，如历史、文学、艺术及建筑学等学科；中心化与组织化开始让位于碎片化和实验精神，而在此过程中，民族志则是先于这一潮流而成熟的利器(George E. Marcus，1986:167)。所以，可以认为，在二战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学界开始向民族志进行转向，而优秀的民族志研究往往也不能脱离于历史、政治及经济等各类背景，“多点民族志”研究更是如此。

 除了跨文化研究与对于政治经济学等的考量外，在民族志研究过程中，乔治•马库斯时时刻刻强调“合作”（collaboration）。他认为，自《写文化》（Writing Culture）问世二十五年来，对于“合作”的强调一直在持续。虽然人类学学科还是非常“个人化”的，但是在进入田野调查环境的时候，往往需要有“当地人”的配合，不是突然空降到某一社区的。进入的过程与周围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离不开“合作”。在西方语境中，二十年前的“合作”，是强调“发展”；那时，人类学家的作用是很边缘化的，只是在涉及某些具体开发项目的时候，才参与相关的咨询工作，使得项目得以顺利地进行。而在二十年后，“合作”则被赋予了双重意义：一是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意味着可以明确双方各种合作的方式和标准，这样就使得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走得更远；二则意味着“合作”也可以是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各方聚拢融合，不仅是理论上，也是在实践中所能践行的[1]。

  如今，对于所有的“民族志”研究来说，注重全球化背景的同时，也应意识到互联网与新媒体所带来的冲击。网络空间的虚拟化、虚拟化背后的个体的空间转换、网络空间身份认同等，都给“多点民族志”研究在方法论上带来了新的挑战。

  可以说，无论时间与空间是如何不断发生着变化，理解“他者”与构建“他者”仍是人类学的核心命题之一。而在理解和构建的过程中，也是通过发现“他者”与认识“自我”的过程中。而乔治•马库斯的“多点民族志”则恰巧可能是较为有效的途径：通过“追踪人群”(Follow the People)、“追踪事件”(Follow the Thing)、“追踪隐喻”(Follow the Metaphor)、“追踪冲突”(Follow the Conflict)、“追踪生命历程”(Follow the Life)等方法来跨文化、跨地域进行展开(George E. Marcus,1995:95-115)。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他者”，认识“自我”，完善“自我”。

注:

[1] 据乔治•马库斯2015年6月在复旦大学所进行的“Whatis the Space of ‘Paraethnography’ Especially in Multi-sited Projects That Dependo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rojects of Other Sorts of Experts，Activists？”讲座整理而成

复旦人类学  沈高明

参考文献：

1）Marcus, George. E. 1980. “Power on the ExtremePeriphery :the Perspectives of Tongan Elites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Pacific Viewpoint 22:48-64

2）乔治•马库斯，《十五年后的多点民族志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11:3

3）Marcus, George. E. 1997. “The Uses of Complicity in the Changing mise-en-Sense of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epresentations 59:85-108

4）Wolf, Eric.1982.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5）Marcus, George. E. 1986. “ContemporaryProblems of Ethnography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n Clifford and Marcus,Writing Culture

6）Marcus, George. E. 1985. “Ethnography in/of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Annual Review ofAnthropology 24:95-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