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推荐的论文是MatthewKohrman 2008年在Medical Anthropology上发表的 《医生也抽烟：论当代中国的治理、体塑化和指责转移》。作者Matthew Kohrman是斯坦福大学的医学人类学教授，目前从事的研究涉及政治治理，社会性别理论，公共卫生以及政治经济学等。他根据自己自2003年以来在昆明医院心胸外科科室的田野考察，认为医生吸烟这一现象与身体政治（biopolitics）和男性体塑（male embodiment）紧密相关，吸烟引发死亡的现象与中国政府对国内外不连贯的禁烟政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众所周知，吸烟有害健康。美国化学学会（ACS）的报告中指出上世纪至少有一亿人因吸烟死亡，如果保持这个速度在本世纪将有十亿人走向同样的命运。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死于吸烟(是艾滋致死人数的40倍)。除了烟草公司的敛财动机之外，Matthew Kohrman认为这种毁灭源于跨国领导的自相矛盾。国家体系和国际组织追求的烟草双轨制（一方面，继续采用烟草销售作为保持经济政治优势地位的策略；另一方面，规范烟草以赋予其合法性），在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也被中国采纳了。除此之外，在中国国内，1976年之后党政机关以前所未有的热情，鼓励烟草发展，以提高政府财政税收。1980年代以后，政府也有进行烟草控制，但这种控制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不是在商业领域根除烟草买卖，而是规范香烟及其危害。尽管现当今中国社会意识到香烟的危害，但是他们依然缺乏对烟草承包商的敌意。在以前的研究中，Kohrman记录了两个过程，一个过程是将烟草暴露的责任从生产体制推给吸烟者个体的危机意识潮流(Kohrman 2004)，另一个过程伴随着哪些人死于香烟的记忆塑造(Kohrman 2007)。Kohrman指出这篇文章涉及的是第三个值得思考的过程——医生香烟消费行为的问题化。近年来，医生逐渐成为主要吸烟的人群，医生吸烟也被人们指责是导致烟草疾病的幕后推手。

        政治学研究者最近关注人们的日常行为。福柯在《治理术》（1991）中提到政治分析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更应该关注国家和非国家政治实体怎样通过管理“人”和“物”来巩固自己；另一个是怎样通过体制、话语、规则和实践使得政权、人和物的行为问题化？Kohrman更关注使医生成为批判焦点的手段，他聚焦具体体现（embodiment），即肉体的存在（corporeality）成为社会、符号、政治形成的生产方式，特别是布迪厄所说的男性形象（male embodiment）。尽管一些学者认为研究医学人类学中的行为和性别形象甚至指责已经过时了（e.g., Greenhalgh 2001; Lock 1998; Martin 1987, Evans Pritchard 1937;Farmer 1992; Good 1995），但是也没有学者能够撇开男性形象来研究肉体的存在（corporeality）是怎样管理医生的人和物关系的。Flynn认为在临床上，医生的行为涉及到”合理性”(rationalities）和“统治心态” （mentalities of rule）（2002:164; 同见Hackett 1999; Llewellyn 2001;Walshe et al. 2000)。

        在田野调查中， Kohrman发现存在一个讽刺的现象，作为工作在临床第一线的医生，本应是最了解吸烟的危害，也最不可能吸烟的人群，吸烟者的比例却并不比寻常人低多少。据当地医生说，在实际临床中，因为吸烟而得肺癌的案例不多，致使他们怀疑那些指责吸烟作为肺癌致死的报告和文件并不成立。在接下来的研究中，Kohrman总结道医生吸烟的功能在四个方面：一是保证医疗部门工作人员的性别、资格和资历的分层。Kohrman发现在医院中，女性作为临床医生的情况很少，大部分是护士，原因主要是女性觉得临床医生专业性很高，自己不能胜任，工作忙碌之余无暇照顾家庭以及大部分临床医生都要抽烟，自己接受不了；二是帮助新人度过过渡仪式（rite of passage），刚来医院的医生总会给其他医生提供香烟，称为“递烟”，Kohrman发现这不仅是出于友好，也是一种固定的礼节，为了创造良好的“关系”，顺利度过新人阶段。三是建立导师-弟子的关系，在当今的医生教育中，尽管学生可以以不会抽烟拒绝“递烟”的礼节，但大多数医学生为了顺利在病房中工作，甚至将来能在更好的医院工作，这些需求使得男性医学生参与到“吸烟”的队伍中来；四是促进病房内部和外部的交流，在病房里“递烟”的除了了病房里的医生，还有其他科室的医生，医院行政人员以及医药器材商代表，医生们不会拒绝这些递烟，否则会影响双方的“关系”。除此之外，病人的家属也会给医生“递烟”，以表达尊敬和感谢，甚至是寻求额外的特殊治疗。在中国，病人给医生送礼是很常见的，礼物通常是果篮一类的。然而男性亲属时常通过“递烟”作为破冰的象征，和医生展开一段对话，医生如果不接受会被当作不重视这个病人，病人唯一不会给医生发烟的例外就是这个医生是女的。Kohrman很少将个人权利与医生为吸烟理由联系在一起，在他的田野点，很多医生都热衷于打破他们长期养成的吸烟习惯，而好几个人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戒烟，但其他人表示很难戒除，一是设备的缺乏，二是尼古丁作为集体荣誉感的象征等。对于Kohrman的被观察者来说，他们已经对自己的男性价值——吸烟行为表示蔑视然而又了解到无法逃脱的宿命感，他们对烟草控制话语体现的反复挣扎体现了福柯的个体与自我的关系。

        Kohrman关注香烟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他认为中国烟草工业的起步阶段是20世纪初，当时的烟草公司如美国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Nanyang Brothers Tobacco）等抓住时机，以丰富多样的广告吸引眼球，进军中国的烟草市场。最初的广告就是将香烟与男性气质结合在一起，将吸烟这一消费行为与先进文化联系，美其名曰“点亮新中国”。当然也有针对女性的烟草广告，将女性吸烟市场定位为财富，独立，有吸引力的新女性。尽管这个时期缺少专门针对医生的广告，但Kohrman认为医生在20世纪初期已经步入吸烟的场域。第一，在20世纪前半段，大多数中国医生都是男的；第二，在20世纪之前，国内外的医生就称赞过烟草的功效；第三，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医生不仅重视病人身体，也以健康和男性尊严为原则管理自己的身体；第四，20世纪初期，随着烟草市场的发展，医生也相应受到新的期待。

        Kohrman指出1949解放后的十年，医生吸烟率尽管有所下降，但和禁烟运动无关。相反，这是因为新一代党政群体为兑现男女平等的承诺，增加了不少女性作为临床医生，因为女性很少抽烟，所以医生的吸烟率也就下降了。而男性医生抽烟的状况基本没变，甚至增加了。在访谈中，不少老医生提到50年代以后，政府推动在国内供应价格便宜的香烟，60、70年代每个家庭也会获得香烟券，香烟的更容易获得也没有理由不使男性继续使用香烟维持“关系”以及舒缓工作压力，这种压力源于60、70年代紧张的政治局势，女性进入职场给男性带来的职场压力以及现代医学的发展，官僚化和专业化。女性不被烟草毒害也源于新共产主义政权的反淫话语，这是源于战前吸烟广告中的西方女性形象，即抽烟的女性被认为是无耻的和违法的。另外，掌权者，手握香烟的往往是男性，通过大众媒体或日常互动交流，香烟的形象成为男性掌权的象征符号。

        Kohrman进一步分析医生如何被诟病为吸烟致死的凶手。2005年，在第十八届世界卫生组织的无烟日中，中国媒体都在宣扬吸烟危害，一篇社论报道指出吸烟的医生希望别人也抽烟提高吸烟率，为医生群体提供暴利。然而奇怪的，这篇社论也很公式化，是和其他主流媒体共同分享的“鸡尾酒”报道，这篇“鸡尾酒报道”起了一个误导他人的标题，引起了那些把中国当作落后国家的西方国家的注意，他们忽视真实情况，根据这个标题指责中国医生的香烟消费行为，Kohrman指出这样的指责是没有个人独立思考的。同样有趣的是这篇“鸡尾酒报道”还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资助）提供了调研支持，在得出中国男性医生吸烟人数较多后，调查人员迅速建立了一个不当行为和过失的叙事模式，而不是社会文化的原因，指出国家的尴尬源于个人的失败，医生缺失专业责任和义务感，类似的报告也在指责医生对公民健康权的漠视，尽管他们的主张得不到证据支持。

       Kohrman认为医生成为众矢之的的背后是学者们在田野记录时已吸收这种指责的倾向，因此，只要有人指责背后的机构，后来的研究者们会更好的将烟草问题归因于社会。除学者以外，充满活力并快速增长的非政府组织可能会提供改变现状的一线希望。当然这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的：政府不断裁减小型健康相关的非政府组织，烟草流行病传播速度与计划一致，那些在流行病中的利益相关者（治愈者，病人家庭，倡导者，临床医生，医药商，研究人员，资助者）找到各种管理流行病的福利机构。只要这些假设成立，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将形成强有力的力量对抗烟草公司及其支持者。如果以上设想顺利实现，非政府组织内部的日常行为也将是有趣的塑造和被塑造的实现（embodiment）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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