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期介绍的文章是C. Fred Blake于1979年在American Ethnologist上发表的Love Songs and the Great Leap: The Role of a Youth Culturein the Revolutionary Phas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情歌与大跃进：青年文化在中国经济发展变革时期的作用）。美国学者 C. Fred Blake以郭沫若、周扬编辑的《红旗歌谣》（北京：红旗杂志社，1959年）为例，研究了情歌与“大跃进运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社会系统中有三种激励服从的模式：即规范的或者象征的权力模式、武力模式、物质激励模式，西方学者往往忽视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意志和规范方面进行分析，而1958年的情歌运动正是鼓舞“大跃进的象征权力的事例。中国共产党通过情歌这样的大众化的文艺表达来促进“大跃进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战略。“大跃进’’情歌代表了把青年和迄今为止尚未开发的女性的能量导向经济建设活动的一次尝试。情爱主题给革命活动具有强有力的象征意义。

     情歌是中国民间艺术的最古老的表现之一。在儒家价值观统治下的旧中国，情爱主题在文学诗歌中的表达的余地是不大的。儒家社会的核心是家庭，宗教、经济等活动以家庭为基础，家庭建立在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上。代际连续性和角色身份强调了夫妻感情和个人发展。妇女被带进并限制在一个以延续后代为目的家庭领域。

    大部分的早期革命活动的目的是诋毁和破坏儒家的家庭体系，家庭的解放促进了社区乃至民族的身份认同，斗争的目的是使爱情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尤其是成为婚姻的基础。冲动的释放，个人自由和男女平等在白话文学的崛起和民族民俗运动中被赋予了文化合法性。

        1949年后中共巩固新秩序的第一次革命行动是土地改革和婚姻法的实施，婚姻法把年轻人从他们的家庭解放出来，这一革命取决于年轻人在家庭之外自由地交往的能力。因此，共产党员促进了有组织的群体娱乐，主要的小组娱乐就是青年农民群体中的歌唱，男女混合的演唱形式吸引了很多年轻人，这也成为新的意识形态被用来改变社区生活的全新力量。

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海报

本文作者Fred·Blake指出大跃进情歌是求爱歌。首先，求爱联系着青年妇女集体化中的个人利益，例如，通过赋予女性调情，抗拒，或默许，或决定的权力，求偶象征着男女平等。妇女的活力和坚韧被释放出来后，他们获得了社会中的积极和管理的角色，被释放的年轻男女能够更广泛的参加社区活动，以促进经济发展。年轻人觉得自己没有义务尽可能早地生产许多孩子，而女性也能利用更多的社会和政治机会；其次，求爱期的旷日持久使得建立在爱情基础上夫妻关系和家庭更为稳定；最后，求爱期类似于公社集体化过程本身，两者都是冲动的，互相之间的交流是永久的和高度控制的，形成一个公社类似于创造一个家庭。Blake认为求爱反映出来核心价值观结构构成了Victor Turner所提出的根范式(root paradigm)，超越道德和认知存在，是暗含的，含蓄的，隐喻的。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 Hsu）认为社会文化结构下的根范式是二元亲属关系，而Blake反驳道许烺光所提的仅符合儒家文化社会下的父子二元关系，在新时期，家庭是流动（向外流出）的，国家不再提供稳定的父子亲属关系。这段时期的根范式是由制度化家庭之外的原始过程（primordial processes）构成的，家庭以何种方式提供一套新的主要亲属关系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根范式还有待观察。

        Fred·Blake在文章中介绍并分析了很多段来自红旗歌谣中的歌词，每一首他都就大跃进和情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比如他提到来自云南一个拉祜族歌曲描述了求爱一个少女要使用正确的求爱技巧，这首歌情爱的承诺与大跃进目标不谋而合：“不管你多么响亮吹你的口哨，女孩的心意不会改变;但如果在大跃进你是第一位的，我的荷包就给你。”Blake分析道这首歌包含了更深层的政治信息：吹个口哨-“命令主义”是一种盲目的权威。在这里少女是一个人民的代表，荷包象征着物质的繁荣。Blake提到的歌曲都强调要努力工作，这与当时需要经济建设发展密不可分。这些歌曲都是说教，就如官方权威所说的“友好劝说（friendly persuasion），它们没有说明真正的行为。虽然他没有办法测量这样的歌曲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但是他关注了这些歌曲的作家试图怎样用一种有意义的，往往是幽默的，且力所能及的方法，和个人需要与集体利益之间互惠互利的修辞相结合。

        Fred·Blake发现新时期的歌词仍然体现了大跃进时期旧传统的特点，特别是那些促进大跃进时期社会生产的妇女角色保留。湖北日报的记者提到“我们的阶级敌人虽然不适合我们，但他们的坏歌比我们的斗争歌曲更多。”虽然他们声称官方没有出版许可，但是在大跃进之后的五年，“坏歌”却在蓬勃发展。Blake指出“坏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情歌，这些歌曲在官方话语中总被打上”靡靡之音”的标签。例如以后“当我想起他”的歌曲就遭受到了官方乐评人的严厉抨击，称这首歌是有产阶级的粗俗产物，这首歌除了她多爱那个人之外什么都没说。除了这些下流的歌曲，官方学者称也有好的传统情歌，这些歌不表达社会价值观，但拥有审美情趣和历史价值。“下流的坏歌”和“好传统情歌”之间的实质性区别似乎是前者追求个人快乐与生育活动，无视革命性价值，这些价值观被视为阻碍中国经济的转型。

       情爱主题的合法性对于新社会至关重要，情爱主题提供了强大对于革命活动的隐喻，然而在新文化总情爱主题被证明很难处理“下流”坏歌主题的发展。这也部分使得少数民族情歌更为重要。少数民族占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而少数民族情歌在《红旗歌谣》中占到百分之十八。这个数字给我们的印象是少数民族对情爱主题的表达更加开放，少数民族音乐家指出他们的民歌有对情爱的描写，但少数民族的音乐传统或多或少被汉族污名化（stigma），认为只有情爱描写而忽视了斗争和劳动的描写。Fred·Blake指出中国多数人不适应这样的主题正好给了他很好的文化适应案例分析。这位少数民族音乐家指出少数民族音乐和汉族音乐一样，旨在合理的发展经济，一方面少数民族情歌将和汉族一样的社会纪律注入到的日常生活中，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情歌真实的情爱价值对新文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许多强调大跃进时期意识形态尖锐，强制储蓄，组织错误、技术缺陷以及粮食短缺的研究之外，这篇将青年文化与国家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大跃进研究让我们注意到了毛泽东时代的日常社会生活不是刻板印象中的那么尖锐和无趣，官方学者也承认社会里爱情的作用，并在大跃进时期获得爱情的大众表达的帮助来制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策略，用流行的符号来鼓励群众自愿遵守国家发展的目标。大跃进建立了中国集体化秩序，也为经济发展解放了很多劳动力，将年轻人和妇女从家庭引向社区，我们不应该忽视大跃进运动令人兴奋和充满希望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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