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 Hanchao.1995. Away from Nanking Road: Small Stores and Neighborhood Life in Modern Shangha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54, No. 1 (Feb., 1995), pp. 93-123 《远离南京路:近代上海的小店铺和里弄生活》
这篇发表在亚洲学会学刊近代上海研究特辑的论文以《远离南京路:近代上海的小店铺和里弄生活》(Away from Nanking Road: Small Stores and Neighborhood life in ModernShanghai为题, 旨在为读者提供来自实地的视角, 重新审视在上海普通居民看来平淡无奇的那些窄巷中的里弄小店。南京路和外滩,在中国都极具西方殖民主义的象征,是外国人实施其政治经济权力和享受特权的地方,同时也是现代和西方文化影响的发散地。然而,这些里弄小店的故事说明了南京路和那些有象征意义的文化遗存与上海人所处的真实地生活世界, 充分显示人们对于魔都的两种相距甚远的想象方式。
文章开头,卢汉超介绍了近代上海的里弄小店是和当地居民特殊的住房结构的关联性。里弄设计源自于中国传统,特别是庭院设计和四合院,这个设计的特点是里弄房子永远不可能是单门独院的,而必须是一连串的。这种复合里弄房子,前面总是有一排临街的房子,有时甚至有几排临街的房子,那些住在里面的居民不得不穿过前院,才能进人他们的起居室。前排的房子是没有院子的,居民必须从里弄街道进人他们的起居室。而这排房子通常不是民用而是商用,人们通常用这些起居室来开一些小商店。由于上海的人口是从全国各地迁徙而来的,所以这种起居室的安排就非常有效,同时解决了居住与就业的问题。这些商店是面向所有人,但因为他们地处居民区,顾客主要是附近的居民。事实上,绝大多数客户都是居住在商店所处街道的邻居。
接着,卢汉超比较了1940年代上海Hart路(今常德路)以及1950年代江苏外冈镇的商店。商店囊括了几乎所有的行当,从牙医到铁匠、到小酒店。简而言之,在这些小镇和里弄社区中,和人们日常生活最紧密的商品和服务都能在自己家附近的一个街口内解决。镇是一个传统的乡村小镇,在江苏省内有无数个像外冈这样的不出名的小镇。有着石子路面和街灯的Hart路要比外冈镇的街道,表面看上去更加有都市气息,当然Hart路上商店里货物的品种和质量也是像外冈这样的小镇所无法比的,但是商店的性质却是大同小异。这些商店是城市中国中最基本的商业活动,也是老百姓购买日用必需品的地方。还有一些其他相似的地方,首先,从店主的立场上,Hart路和外冈镇店主的客户目标都是他们的近邻同样,从顾客的立场上看,这些商店的商业意义就在于他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对多数人来说,这也是他们唯一进人的真正的商业世界。这样比较的意义在于,Hart路作为外国冒险家乐园(洋场)的一部分,但是从人们的消费行为来判断,住在Hart路上的人仍然生活在外冈人的模式中。这与Martin Yang对于中国北方农村的商业小镇以及G. William Skinner对于四川的研究不谋而合,如果在中国北方、四川、江苏的传统乡村市镇中,甚至在大都会上海,均发现这种小镇的精神,可以得出结论,这种传统的延续性是令人生畏的。
本文着墨较多的是对主要里弄商店的描述,包括米店,煤店,烟纸店,老虎社和大饼店等。值得一提的是,烟纸店,也就是俗称的杂货店,可以称为人们最喜欢的地方。1930年代,几乎每一个弄堂都有一家烟纸店。烟纸店一般都设在弄堂口,它仅仅是面朝街口的起居室的前半部分,而后半部则用做家用。除了家里人,店主通常不会雇用别人,因此,这种店通常被称做“夫妻老婆店”,有点像美国的“夫妻店”。它们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是每家所需的小东西,例如,烟草、纸烟、火柴、针线、肥皂、香烛、蜡烛、蚊香、清凉油、信封、铅笔、橡皮、大头针、夹子、电池、发夹、绳子、鞋带、手纸、牙膏、糖果、饼干、点心、干果、乒乓球、乒乓球拍、玩具、扑克牌、风筝、日历和年历画等。在里弄里经常可以看到,孩子们在弄堂里玩耍,嘴里嚼着从烟纸店里买来的蜜饯。孩子对于买卖和金钱的最初看法通常就是在这些小店里产生的。
图:上海传统里弄生活
卢汉超特别提到在街角购物是当时上海人主要的消费模式。尽管多数上海人认为南京路是市中心,但他们却很少光顾,因为他们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的商品可以不出两条街就能买回来了,日常消费的中心就在街角。一位受访者提到她50年间只去过3次南京路,一次是她第一次到上海,一次是为他儿子结婚买金戒指,再一次是国庆节看焰火。当问到为什么很少去全国闻名的商业中心——南京路购物时,他们的回答说“在那里,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为什么不去浏览那里的橱窗呢”他们的回答是“我们没有空闲时间去那里浏览橱窗。”另外,由于里弄商店很近,购买新鲜的调味品,这就是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奢侈,当时上海人的生活就像现代西方人,“新鲜”的东西就来自自家的“冰箱”。
卢汉超也介绍了政治对于里弄小店的干预。从内部说,以家庭为中心的商业很少有管理上的问题,例如,分工和分配的问题,也几乎没有劳资争议。从外部说,这些商店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受着行业公会、政府和当地习惯势力的影响。但没有一项可以影响到这些小店形成的基本因素。店主对外界压力的反映可以看到传统意义上国家和社会对这种小店的交互影响。
上海里弄小店的故事显示了传统影响在日常生活中的延续性已超过原先预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和城市中的以西方的出现为代表的现代化就完全脱离了。就像我们看到的,里弄房屋是上海居民生活的基本景象,这却是一种结合了中西方建筑特征的混合体。另一个例子就是香烟,这是十九世纪末由西方传人上海的,但很快就替代了中国传统的抽烟方式。卢汉超指出传统持续的动力基本上是文化的,而不是物质的。不应该用西式的西方城市化模式来衡量和用落后及低下来判断这种小店机制。我们确实有理由相信,生活在工业化社会里的人们总是怀念田园式的里弄生活。就像《邻里东京》一书的作者Bestor所说,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东京的公用浴室仍然深受欢迎。这些公用浴室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即使有的人可以在家里沐浴,也喜欢到公共浴室享受一下这里舒适的气氛,痛痛快快洗个澡。
本文作者卢汉超为美国佐治亚州理工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国城市与工业化研究。其兄长卢汉龙是著名社会学家,曾担任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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