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凯博文作为一名伦敦教学医院的访问医学生，访谈了一对刚刚经历健康灾难的年轻夫妇。在他们的新婚之夜，丈夫突发动静脉畸形，导致了轻偏瘫。这对夫妇紧握着彼此的双手，轻声哭泣，分享着他们的痛苦经历。凯博文的工作原本是针对他们进行神经学检查，他的老师在指导中始终强调这一点，却并没有提及这对悲伤爱侣的个人悲剧以及对他们父母的巨大打击。最后，凯博文鼓起勇气告诉老师，他认为对于这对年轻夫妇来说，如何从现在开始一起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医学责任是为他们提供某种形式的照料和对未来的希望。

老师告诉他坚持这样的看法是对的，对于这对夫妇来说，有比神经学检查更加重要的东西。他把夫妇两人带到自己住诊教学的地方，给了他们体贴的开导，包括康复建议，家庭辅导，以及社会工作援助。

凯博文一直将这一经历看做标志性的当代医学照料悖论。他认为，科学技术与艺术之间的平衡目前已经转移，越来越倾向于前者，而后者则成为了一个苍白的影子。（2008：22）

这篇名为《灾难和照料：医术的失败》的文章同样发表于《柳叶刀》（The Lancet）的医术（the art of medicine）专栏。凯博文就此深刻反思了在照料实践中医术的失败，以及医学生若想跨越失败该如何去改变自己。

凯博文曾拜访过一所知名的东南亚医院，在那里医生和患者的诊疗关系只持续一到三分钟，几乎没有时间问几个问题，就做出最快的身体检查，并且开出处方。显然，这并不是一个照料艺术有可能蓬勃发展起来的地方。

凯博文自己也是罹患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妻子的主要照料者。他的照料经验使他认识到在照料中，医学所能做的比一般公众或医学教育者所愿意承认的少得多。照料，包括熟练的护理，合格的社会工作，身体的康复努力和职业诊疗，以及家庭照料者的辛苦付出。照料大部分是为了保护家庭和亲密朋友，以及受痛苦折磨的人。我们为了家庭和亲密朋友努力寻找日常生活的实际帮助，财政援助，法律和宗教建议，情感支持，意义的制造和再造，以及道德的团结感。对于这些照料活动，我们其实知之甚少。

照料在经济学家看来是“负担”，在心理学家看来是“应对”，在卫生服务人员看来是社会资源和卫生保健的花费，在医生看来是一种临床技能。而从医学人文的角度解释，照料是道德体验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存在性行动。（2008：23）在照料实践中，照料者和被照料者共同经历着痛苦、沮丧、愤怒、种种情感的波动，也共享着爱和团结，更经历着不断深化的责任感。当你是一个照料者的时候，照料就是你的存在，而不是负担。

凯博文进一步指出，照料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如何在地方道德世界—家庭、网络、机构和社区—中组织、提供、接受、评估照料和关爱同样重要，也容易引起各种纷争。在给与和接受的过程中，阐释性视角促使医学人文学者去反映道德生活的地方模式，以及对照料介入的批评。同样地，医学生和照料者只有掌握了这种阐释性视角，才能跨越医术失败的壁垒，为遭遇灾难和痛苦的人们提供真正有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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