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日本研究住友教授威廉·W·凯利（William W. Kelly）长期致力于日本研究，他曾在山形县的庄内地方进行过有关日本地方社会的研究，但更令他受到关注的，则是他在1996年至2003年间对日本职业棒球展开的田野研究。在此期间，凯利深入到日本关西地区的大阪、神户两座城市的职业棒球界，以英语和日语发表了数篇相关的文章，并正在着手出版《阪神老虎队与日本职棒的实践》（The Hanshin Tigers and thePractices of Japa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一书。

甲子园球场，日本职业棒球联赛阪神老虎队主场，同时作为日本高中生棒球联赛决赛赛场而闻名。

棒球可谓日本的国球，日本职棒具有世界一流的水准，参与棒球运动的日本人覆盖从小学到成年人等各个年龄层，与棒球相关的文学、影视和漫画作品数不胜数，日本高中生棒球联赛的决赛场地“甲子园”球场则被无数的作品讴歌为梦想之地。凯利在文中提到，棒球作为体育，对理解日本社会的生活结构至关重要（体育运动却甚少被人类学者所关注）。体育运动植根于日本的教育系统中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棒球更是其中的关键；棒球助力和塑造着日本新闻媒体和娱乐业的发展，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早年的发展都与日本职棒有着紧密联系；棒球还形塑着城市区域和交通的发展，关西有五家私营铁路公司有自己的职业棒球队，用以打造企业形象。这些铁路公司还将球队主场建设在自家铁路线网上，以提升线网营收和促进商业发展。然而凯利“醉翁之意不在酒”，实则是想以日本棒球的研究实践来实现他对“方法论的重塑”的批评。他提出了两个研究的困境，一是“研究中如何定位作为调查者的自我”，二是“如何面对在定位调查客体时的困难”。

日本西武集团（Seibu Group），该公司以东京都和埼玉县的铁道网络为基础经营，拥有自己的职棒球队“埼玉西武狮队”和自营的棒球场馆“西武巨蛋”（Seibu Dome）。

在“定位自我”一节，凯利将自己描述为“WEMP”，意为“白人欧美籍男性教授”（White Euroamerican Male Professors），这种不可避免的身份特征，让他发现自己在山形的农村和在关西的球场做研究时的不同：在山形的农村，凯利是个“独行”的观察者，独自观察着日本农村的过程让他感受到了人类学者作为“观察者”（Observer）的独特性。而置身阪神甲子园球场的凯利，挂着媒体证件，与一群新闻记者和摄像师挤在球场的媒体席，他发现自己不再是唯一的观察者了：身边有一群比他更了解棒球、更专业、更对棒球富有热情的观察者。他开始思考人类学者和媒体记者的区别，结果发现在棒球场上，本该是地方文化专家的人类学者，竟然比报道棒球的记者还孤陋寡闻。他以战场来比喻，仿佛这帮棒球记者更像是长居战事之地的人类学家，而作为人类学家的凯利似乎成了乱入其中的“战地记者”（Parachutist）。

凯利还提到了他所遇到的“怀廷困境”（theWhiting Problem）。这位名叫罗伯特·怀廷的作家兼记者曾对日本棒球深入研究，因其对日本棒球辛辣的争议性评价而声名鹊起。怀廷的“前科”让凯利在进入阪神队调查的时候反复被问起“你对怀廷有什么看法”，凯利不得不一次次予以回答。这令他开始反思人类学者在面对刻板印象和“前人的阴影”之时，该如何定位自己的存在和从事研究的问题。人类学者作为“介入者”，在外人看来既难以解读又无法预料，同时自己又不断面对立场和定位的问题，成为一种双重的困境。

由日本漫画家安达充创作，以棒球为主题的漫画《棒球英豪》，曾风靡一时并被改编为动画和真人电影。

当论及“定位研究客体”时，凯利发现只发生在球场上的棒球，实际上是个多重视角、多重感官的存在，其复杂性难以想象。阪神队的棒球，存在于甲子园球场，又存在于更衣室、球员宿舍、球队办公室、夏威夷的季后训练营，还存在于报社、电视台、火车，以及关西乃至日本全国的家家户户之中，这不是一个每天三小时、持续七个月的赛季能解释清楚的问题——棒球不仅有空间的多重性，又有时间上的多重性，难以有一种模型能够将其描述清晰。

文章的最后，凯利提到了马尔库斯的“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的概念，他认为，只有这种多点的研究路径，而非长期的“近场的经验性的”投入，才能把握住棒球作为研究客体的多重性，把握住体育运动不同特质间的张力——娱乐与营利，自发性与可预见性，物质性和抽象性之间的张力，尽管他说，这些虽然能被直观体验，却永远无法被完全彻底地感知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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