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人类学家、医学家、健康行动者法默（Paul Farmer）于2022年2月21日周一在卢旺达与世长辞，享年62岁。作为一个研究者和行动者，法默致力于改善穷人的健康状况，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这个世界。本文由复旦大学社政学院潘天舒教授撰写（未完待续），以此纪念这位富有激情、无私奉献、不知疲倦的“圣徒保罗”。初遇“圣徒保罗”
在哈佛读博期间，我是在凯博文的医学人类学课程（Social Suffering）阅读书单上，最早看到保罗·法默（Paul Farmer）的名字。后来知道他是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的创立者之一。“健康伙伴”是一个成立于1987年的以社区为基础的非盈利健康组织，其服务对象是在海地、卢旺达、秘鲁、墨西哥和美国贫民区缺医少药的穷人。2002年我博士后在乔治城和SAIS讲授的几乎每一门人类学课程中，都会用到法默的论文和民族志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默对我来说就是一张公共人类学的面孔，对于被他拯救的无数罹患艾滋病、肺结核和其他流行病的患者来说，他就是“圣徒保罗“（Saint Paul）。海归复旦之后，因为参加导师凯博文主导的哈佛亚洲中心医学人类学教研活动的缘故，我在2011年、2012年和2013年有了三次与“圣徒保罗”相遇和交流的机会。第一次与法默的“不期而遇”，是在2011年3月4日，可能是北美新英格兰地区初春最为寒冷的一天。位于麻省剑桥市的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剧场内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和学生，济济一堂，参加为凯博文举办的七十寿辰学术庆生会。整个活动的操办者是凯博文最出色（或者说是在公共领域内最负盛名）的两位弟子，法默和他的同窗好友和创业伙伴金墉（Jim Kim）。法默在主持发言中，非常自信地指出：此次庆生会不但是对凯博文学术生涯的回顾和总结，更是医学人类学哈佛学派（The Harvard School of Medical Anthropology）的一次“群英会。” 这应该是“医学人类学哈佛学派”的第一次官宣（见下图）。摄影：潘天舒
会议间隙之余，与法默合影
凯博文学术庆生会的第二个高潮，是在哈佛教员俱乐部（Harvard Faculty Club）举行的晚宴。出席者是来自美国学界的重磅级人物，包括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Faust）和她和凯博文共同的好友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等。这次晚宴有两大目的，一是对凯博文学术成就的总结，二是庆贺法默荣获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应该说，法默在这个年龄就获此殊荣，是极为罕见的。法默发表获得大学荣誉教授感言。
史景迁教授发表向凯博文和法默致意的即席演讲。背后的镜子里依稀可见本人在“偷拍”。用孔德继老师的话来说，这就是我和史景迁的“五毛钱关系”（托法默的福）。
法默的上海之行（2012）
2012年在上海第二次见到法默，是在自己的意料之外，也是在凯博文老师的计划之中。早在2007年10月，凯博文学术假期间在上海和长三角地区进行短期访问时，就表达了这样一个愿望：期待有更多的中国同行能够了解自己的得意门生法默和金墉（Jim Kim）的“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在医学人类学和全球健康领域所做的杰出工作，从而能对医学人类学哈佛学派有更加全面的认知。2012年5月哈佛亚洲中心在上海举行的年度论坛就是一个极好的契机。Asia Vision21是当时成立不久的上海哈佛中心承办的一次规模庞大的跨学科研讨会（2012年5月7日-12日），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从亚太地区的老龄化挑战到商业领域的道德价值观，不一而足。与会人员有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和时任上海精卫中心主任肖泽平以及徐一峰和严非教授等凯博文的同行和当年在哈佛指导过的博士后。来自哈佛方面的嘉宾包括柯伟林（Kirby）、肖庆伦、傅高义、杜维明和帕金斯（Perkins）等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法默可能是应邀嘉宾唯一的一位缺少亚洲研究经验的学者。在哈佛校园或者说是美国国内任何类似的学术场合，已是公众人物的法默一定是被凝视和被追逐的聚焦点。然而，在十年前的上海，他的“风头”显然是被这些中国通抢走了。不过，法默倒是特别享受这种被“忽视”的感觉。因为，不被关注的他有了难得的安静思考的机会。 上海卫生局局长（华山医学前任院长和哈佛医学院访问学者）徐建光教授在做主旨发言，主持人为上海精卫中心院长徐一峰教授。坐在第一排的是哈佛教授Mary-Jo Good（左二）、法默（左三）和凯博文。 哈佛经济学家Dwight Perkins在分组讨论会上就老龄化议题发表评论。法默（左四）和复旦社政学院张乐天教授（右二）在认真倾听。
法默在2012年上海哈佛中心年度研讨会很少发言，多数时间是在听同声传译和记笔记。在闭幕式上，他应邀做了20分钟的主题演讲，简要地介绍了“健康伙伴”的成长过程以及他和金墉力推的“贯彻科学”（delivery science）理念。凯博文作为主持人的开场白里大概有这么一段话：1987年，当我的学生保罗和吉姆准备在海地创立“健康伙伴”时，坦白说，我不太赞成。作为导师，我不得不为他们担心。因为这太冒险了，太不安全了。但他们竟然干成了（They did it!）。而且把他们在海地的医院标准办成像美国的社区医院一样（甚至在有些方面还超过了），尤其是照护的质量（the quality of caregiving）。摄影：潘天舒
法默的上海之行结束前一天，凯博文老师特意关照我组织一次苏州一日游。但法默被工作缠身，提出只去半天。一大早，我和陈相超（复旦人类学研究生）就去浦东香格里拉酒店接他们。法默为节省时间，早饭也不吃，从自助餐厅“偷了”两个鸳鸯蛋就跟着大家出发。在路上，凯博文和法默非常轻松，似乎要抓紧这难得的几个小时充分放松。就在一个多月前，法默的好同学金墉被提名为世界银行行长。这的确是个好消息。我听到他们在闲聊时说到了奥巴马总统在单独约见金墉时，还专门讨论了他母亲邓娜姆的博士论文（Against the Odds），还谈到了格尔兹和地方性知识。我暗想：“美国总统这么懂人类学的，可真不多见”。他们俩好像还说：如果金墉在世行干好了，人们会说他是靠医学专家的本事。如果干砸了，那就是因为他是学人类学的……凯博文还利用路上的时间，跟法默讨论了他正在撰写的新书（《照护之魂》The Soul of Care）的几个章节。当然，法默还不忘调侃几位他的“对手”，其中有几位是凯博文当年的学术对头。作为学生，法默也无辜躺枪。到了苏州，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就直奔苏州博物馆和狮子林，在附近的“吴门人家”匆匆用餐后就返回上海。从右到左：法默的研究助理、凯博文、法默、陈相超和城管（乱入）。 法默说他能在贝氏大师的家乡欣赏其作品，实在幸运。凯博文与贝聿铭不太熟，但他女儿女婿在纽约的住处与贝家相邻，偶遇时会聊一小会儿。凯博文因而知道贝聿铭对自己亲自设计的苏州博物馆，视同珍宝。凯博文每次来上海，就想去实地参观。这次终于找到一个理由，亲自带队前往。 法默在思考如何把苏州园林的建筑风格体现在他在海地等国即将新建的医院设计之中。他认为医院外观的美感也要和医疗服务的高质量匹配。
摄影：陈相超
在吴门酒家，凯博文娓娓而谈，向法默讲解上海本帮菜和苏州菜肴的异同点。
法默在街边的旅游品小店，请店内的书法好手为他写下“健康伙伴”等中文字幅。法默在给本人和相超同学的赠书扉页留言签名。
（未完待续）
注：本文部分内容来自复旦人类学博客2012年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