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ryna, A. (2002). Life expos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本书作者Adriana Petryna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讲席教授。在这部题为《曝露的生命》（Life exposed（2002）的民族志作品中，作者围绕生命公民权（biocitizenship）这一概念，力求探析处在后社会主义转型瞬间的乌克兰是如何利用生物公民权来构建民族国家，公民是如何利用生物公民权获得经济利益，以面对从社会主义苏联转向民主化的乌克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无常，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作为一种“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其扮演了何种角色等问题。
Petryna的作品受到福柯生命权力（biopower）的影响，但是相比于福柯的生命权力，她所描述的生命公民权更能够看到权力在个体生命上的运作，也更能看到个体在这个过程中的挣扎和所展现出来的能动性与生命的生机；同时她所描绘的生命公民权将不同个体的差异性（如种族、性别、阶级等）展现了出来。如果说，常规意义上的公民权（citizenship）是指公民所拥有的与生俱来的自然和法理权利，那么在苏联解体后建国的乌克兰，生化灾难造成的破坏、科学知识和社会苦难（suffering）为普通民众诉求公民权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语境。而福柯所述的生命权力，并未展现这种内部的差异性和多元性，由此Petryna所述的biocitizenship具有了政治经济的批判力，既展现了权力的运作，最终也指向了不平等。
《曝露的生命》围绕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展开叙事，其民族志素材源自作者在独立后的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实验室、临床诊室、公共福利机构和非政治组织所展开的田野调查（2002：5）。作为一名在核事故发生后率先对政治和社会层面的灾难性后果进行系统性检视的人类学者，Petryna的研究兴趣聚焦于两个方面，即：来自科学技术和政治层面的行动者对于核灾难的认识和反应，以及核灾难对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冲击。彼时的乌克兰，由社会主义转向民主政体，经历着剧烈的市场化转型，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让乌克兰人苦不堪言。Petryna提出生物公民权这一富有解释力的概念，解释在这一背景下乌克兰政府和公民，策略性地使用生物公民权，以获得自身的利益。本文以Petryna（2002:131-148）在民族志中记录的Lev的故事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Lev是一名出租车司机。1986年，Lev作为志愿者在污染区工作了35天。他的任务之一是开车带陆军将军视察那些掩埋着已经受到污染的技术设备的地点。根据Lev的叙述，他至少受到了25雷姆的辐射，但是登记人员根据总部的辐射量做了登记，仅为9雷姆。这让他几乎得不到补偿，而登记为25雷姆至少可以得到工资的十倍补偿。后来Lev被诊断为植物血管张力障碍，这意味着官方认为他的疾病和辐射无关，也意味着他得不到任何补偿。实际上，植物血管张力障碍或放射恐惧症是用于过滤切尔诺贝利事故有关索赔的常见诊断。从中可以看出科学是如何被苏联政府和科学家策略性地制定和使用的，以达到减少补偿和掩盖事故严重性的目的。
1986年，Lev开始组织出租车公司的工作人员罢工，这些工作人员都曾在污染区工作过。但是并未取得多大效果。1991年，乌克兰独立，Lev的抗议活动终于得到了回报。官方去除了植物血管张力障碍的诊断，取而代之的是主动脉狭窄和动脉硬化，并且在系统中将他登记为残疾人，由此Lev可以领取相应的补贴金。乌克兰政府和类似于Lev这样的人共同谴责苏联的不负责任和腐败，在这个过程中，乌克兰政府树立起自己独立政府、民主政府的形象，对民族国家的建立来说至关重要。
不过，Lev总是会夸大自己的病情，想尽办法利用自己的症状获得更大的补偿，而且Lev积极地学习相关的知识，将自己的身体状况与这些知识关联起来。此外，Lev不仅仅自己策略性地使用这些症状，他还鼓励周围的人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比如说，Kyyl正是通过Lev才知道，需要整理自己病情的记录、积极获取相关证明，来获得自己的权利。Lev还为Kyyl引荐一位顶级的心脏病学家，以让Kyyl获得病情证明。不过Lev想要获得Kyyl精心制作的渔网，作为自己的回报。最后Kyyl被定为三级残疾，一个月补贴金为40美元。有医生告诉Kyyl，花费400美元，他可以帮助Kyyl从三级残疾提升到二级残疾（最终Kyyl没有接受这场交易）。Lev三级残疾的补贴是每月153美元，而且他即将提升为二级残疾。他能够获得比Lev更多的补贴以及提升到二级残疾，是因为Lev利用自己的各种症状，将其表述得非常严重，这表明了权利分配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不平等现象。另一个不平等的例子，Lev向Petryna抱怨当年自己开车带的将军被定为一级残疾，而自己只有三级残疾，能够得到的补贴有巨大差别。
Lev和Kyyl都非常贫穷，由于核辐射身体非常糟糕，工作非常困难。残疾所带来的补贴金是他们得以生活下去的重要经济来源。
从Lev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生命公民权的几层含义：
首先，后社会主义的乌克兰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高，国家福利体系并不健全。乌克兰人民生活非常艰难。在这一背景下，很多人都想要基于残疾的补贴金。于是，根据科学和法律的标准，一部分人被筛选出来，生物损伤得到官方的承认和定级，获得相应的补贴金。为了能够被筛选出来，乌克兰人民需要强调自己的生物公民权，不断重申和展示自己的症状，甚至夸大自己的症状，努力地获得核辐射的医学证明。在这个过程中，乌克兰人民会调动自己的资源，利用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如Lev介绍Kyyl结识心脏病专家，以获得证明；而人们也借机从中获利，如Lev想要Kyyl精心制作的渔网作为回报，医生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想要从帮助Kyyl提升残疾等级中获利。换言之，这些政治经济地位低下的底层人群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制度的混乱时，学会了和国家协商，策略性地利用相关知识和自身的痛苦，让自己获得相应的利益，从而更好地生存。
其次，乌克兰政府独立后，为了证明自身的合法性，谴责前苏联的不负责任和腐败、对切尔诺贝利的受难者不管不顾。相比之下，乌克兰政府降低了获得补偿的核辐射剂量，让更多人可以得到补贴金，以显示其对人权的重视；成立新的社会福利和科学机构，专门为受到切尔诺贝利核辐射的人服务。但是乌克兰政府的社会保障基金本身不足，所以在强调人权和基于生物公民权对残疾人进行补偿，形成社会接纳系统（social inclusion）之时，也形成了社会排斥系统（social exclusion），一些人因为没有像Lev或Kyyl一样采取罢工、借用资源等形式，被排除在了接纳系统之外。社会接纳和社会排斥系统之间的分界线是根据科学研究和标准的变化、个体证明自身受到核辐射损害的能力和资源（和个体的阶层、社会地位、性别等相关）、国家的政策变化等不断移动的。同时，即使被这一系统接纳，身体状况相同的人，也会因为阶层、社会地位和性别的不同，获得数额不一样的补贴金。不过即使有各种不平等和腐败问题，乌克兰政府依旧能够成功地运用这一策略获得自身的合法性，社会主义中民众对国家的依赖和信任这一遗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即民众仍然希望通过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和福利系统解决自己的问题。此外，乌克兰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利用生物公民权获得国际社会的援助和同情。比如1996年，美国国务卿到访时，基辅市医院的新生儿病房里展示的全是受到切尔诺贝利影响的新生儿，医生认为这些政治家近距离看到这些切尔诺贝利儿童时，对乌克兰会有帮助，展示了乌克兰受害者的形象，而且可能会带来大量的援助（Petryna，2002:8）。
再其次，公民权本是与生俱来的，似乎不需要民众过分强调。但是乌克兰人民强调生物公民权，是因为这关乎着他们的生存，关乎着他们的生与死，故而辐射研究中心的一位医生说出了一个合乎情理的悖论：“在这里，健康是最糟糕的情况。”（Petryna，2002：88）被官方认定为“健康”，意味着被抛弃；“疾病”是某种保护，可以抵御无常和失序。由此民众想尽办法将自己从公民转化成生物公民。Lev和Kyyl如果得不到补贴金，生活根本无法继续。Petryna讲述了Alina的故事，她是一个因为辐射而患甲状腺癌的15岁（1994年）小女孩（1992年诊断出甲状腺癌），她的生长发育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是一个长不大的“娃娃”，正在医院里接受治疗。而基于生物公民权所获得的身份和补贴，使得这个小姑娘可以接受治疗，免于死亡。但是由于甲状腺癌，这个小姑娘的性发育几乎停滞，未来基本上不可能生育（基于性别造成的影响）（Petryna，2002：77-81）。
最后，核辐射科学的开放性和变动性，以及不同主体对这种开放性和变动性的策略性使用，让生物公民权处于不断协商和变动的状态。切尔诺贝利事故中释放的有害粒子，其数量、种类、物理变化、持续时间、潜在的身体伤害等都是人类初次面对的，由此形成了一个充满争论的领域。一方面，不同的研究者接受不同的赞助，发表各不相同的意见，或者达到不同的目的。如苏联将很多人诊断为植物血管张力障碍（Lev在苏联时期得到的诊断）或辐射恐惧症，以掩盖事故的严重程度和减少补偿；而在乌克兰独立后，其被诊断受到核辐射的伤害。又如苏联以35雷姆的标准来确定是否受到长期的补贴，乌克兰使用的是7雷姆的标准，虽然这让更多人可以得到补贴，但是故事的另一面是需要更多的人进入到污染区中进行清理工作，因为为了避免超过这一辐射标准，单个工人的工作时间必须缩短，而只能通过增加工人的数量来完成这些工作（Petryna，2002：23）。又如Ivan的父母为了让Ivan获得补贴金，通过自己的关系让Ivan成为研究对象；科研人员对此也非常感兴趣，因为Ivan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暴露于核辐射中，通过研究Ivan，可以了解产前暴露和孩子健康的关系。最终通过脑电图检查，研究人员发现了Ivan大脑有髓质性病变（这在很大概率上对Ivan的健康影响不大），由此Ivan被“确诊”为受到核辐射影响，Ivan在获得补贴金的同时健康感也被剥夺。而且实际上，正如Petryna所言，“在另外一个国家，Ivan可能就是一个健康人”，这个可以表明政府、个人、家庭、科学家等是如何作为不同的主体，加入到具有开放性的核辐射科学研究中，塑造看似“客观”的研究，而在这个过程中亦完成了利益的分配：科研人员发现了科学结论，Ivan获得了补偿（Petryna，2002:181-190）。另一方面，不同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生命经历，将各种各样的症状和生活问题都归结为核辐射，形成弥散式的痛苦，借此伸张自己的权益。如Lev因为阳痿而和第一任妻子离婚，他将阳痿的原因归结为核辐射（Petryna，2002：135）；如Anna（女儿）、Vitalii（继父）、Oksana（母亲）因为在核爆炸之后的几天去基辅，以完成Anna的肾脏手术，从而遭受到辐射。这之后，Anna漂亮的头发几乎脱完，继父担心得癌症，和Anna关系非常糟糕；母亲不愿和Vitalii生孩子而堕胎19次，因为担心女儿Anna失去Vitalii的关注。最终Anna离开了自己的家庭，以摆脱家庭内部紧张和压抑的氛围（Petryna，2002：chapter 3）。
总而言之，Petryna在《曝光的生命》中提出的生物公民权力，展现了后社会主义乌克兰政治、经济、科学的复杂图景。她通过民族志的写作，展现了一个情景性的、地方性的从社会主义转向民主化政体的过程，细致地分析了其中的权力关系，并且讲述了乌克兰人民是如何利用有限的机会和选择来生存的、为自己创造生活的生机的。一方面，政治转型后的乌克兰民众充分利用了信息权对政府施压，从而得到对于自己所遭受苦难的福利补偿。另一方面，核灾难的后果使得乌克兰国家层面的福利制度被迫扩展，西方新自由主义预言家所期待的以自由市场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转型并没有完成。因此，Petryna彼时所提的生物公民权力是想要加入后社会主义转型研究的学术讨论，以医学人类学作为视角，看到国家的形成、经济的重塑、以及乌克兰人生存状况的变化和公民权的重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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