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动，把手机掏出来！”这电视剧里会出现的惊险一幕，也被收入 Heather A. Horst 和 Daniel Miller 合著的数码民族志《手机》（The Cell Phone：An Anthropology of Communication）一书中。作者以其一贯的学术敏感性和娴熟的叙事手法，使读者从标题和开篇即被该书所吸引。在数码人类学、赛博人类学悄然兴起的今天，我们尤其有必要重温这部十年前的旧作。

手机在发展中国家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牙买加低收入人群如何将手机融入他们的生活？贫富之间的数码差距（digital divide）是否存在？为了探寻心中的这些疑问，作者于2004年深入牙买加 Orange Valley 和 Marshfield 两个低收入社区，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民族志研究，结合参与式探访、个案研究和问卷调查，评估低收入牙买加人的通讯生态（communication ecologies），展现了牙买加人以手机为科技中心（technological center）的通讯景观（landscape of communication）。

本书共由九章内容组成。

在导言中，作者对该书必要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关照，如扩展式实现（expansive realization）。这一概念在 Daniel Miller 和 D. Slater 2004年初所出版的《网络：一个民族志方法》（The Internet: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中就有所提及，特指先前由于技术局限，无法实现，现通过网络技术得以实现的事情或状态。在21世纪初的牙买加，手机不仅仅是接打电话的工具，更是潮流的标志。这也就不难解释本书开篇，四个年轻人跳入巴士抢夺乘客手机的景况。

作者在第二、三章将手机置入牙买加历史、社会和经济的大脉络中，试图从宏观鸟瞰，并为后文铺垫。第四章作者从人们拥有手机后的鸡毛蒜皮琐事入手，审视低收入牙买加人的个人主义。从前手机时代的家庭成员间分付固话账单开始，牙买加人手机使用上的个体性和自主性便逐渐显现。个体拥有手机后，手机进一步成为“自我”的延伸。人们用五花八门的方式极尽所能从手机的视觉系统到声觉系统展现“自我”。如女孩子们会依据每日穿着搭配不同的屏保、外壳，还会根据联系人的性格特征设置铃音，以作区别。这种表演式的个人主义（performative individualism）在“看与被看”（see and be seen）之间逐渐形成。

第五、六、七章为本书核心部分，通讯人类学意蕴浓厚。手机如何嵌入牙买加人的现代生活以及人们又如何利用手机扩大关系网络在这几章得到了充分阐释。

在牙买加，贫穷和不贫穷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是否有社会网路的支持，也就是朋友或家人的资助。作者选取 Marshfield 城市社区和 Orange Valley 乡村社区共100户人家进行了调研，分别有34%和38%的居民依赖他人资助，且两个社区的主要经济收入均来自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而非正式或非正式的买卖或雇佣关系。手机作为可以记录400个联系人的工具，在勾织、维持并扩展个体的社会网络中发挥了重要功能。作者将这种联络电话称为连结电话（link-up call）。牙买加人通常的通话时间仅为90秒，可见电话之简短和直接。有时连结电话仅为简单的寒暄，并无实质性内容。而通过致电方式，显示在对方的最近来电中，不失为提高自己“能见度”、“存在感”的好办法。有时，人们为了学费、房费、孩子的抚养费、医药费通过电话向他人讨要（Begging），这也往往会得到朋友或家人的积极响应。

当地人的给予介于人类学家讨论的交换和互惠两者之间。因为当地人不求回报，除去些许互惠因素，他们始终更珍视给予、创造、和激活关系网络。一二再，再而三的拒绝，将导致社会网络的死亡。而静若死水的社会网络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眼中的名（name）和美拉尼西亚库拉圈中的名望（fame）实为同物，终至财产的再分布。

作者随后在第七章对手机和压力的叙述，颇为精到。牙买加人将压力分为身体压力和客观压力两个方面。身体压力源于体内过多血液的聚集，从而导致严重头疼等症状（Sobo 1993：37-38）而客观压力则由工作或生活等客观因素造成。当地人认为社会、精神或性等各方面的失衡都可导致压力的产生。而男人和女人在疏解压力方面，存在性别维度的差异。男人更倾向外出（cooling out），逃离家中狭小封闭的空间。 在朗姆酒吧里，有一帮（crew）男人聚集在此。这一帮（crew）和他们的关系网络被视为是草根信息传播和流动的根本。当他们厌倦了这些，手机成为打发无聊时光的最佳伴侣。哪怕是手机上的游戏、或发几条短信，或只是无目的的刷屏。这和我们在和别人吃饭时，若突然无话可说，总会拿出手机拨弄几下掩饰尴尬气氛，有几分相似。Sobo 认为女人的解压方式，通常为性、月经和礼拜。在礼拜中，仪式舞蹈、舌语等将女信徒身体内的污物排出体外，使神圣的气息充斥其身体。而作者认为手机和礼拜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男人逃离家屋空间，女人则在闭塞空间内忍受孤独，这时手机成为他们的唯一联系外界的渠道。通过手机，他们把压力倾诉给朋友家人，将不良情绪排出体外，身体得到了净化。家人的言语支持，又给她们的身体重新注入了新的正能量。

Miller 于2011年适时推出的民族志《来自脸书的故事》封面

综观全书，脉络相对清晰，但局部章节跳跃较大。以第八章“福利”为例，笔者认为若编排在第三章“方位”之后，或许更为妥当。第八章“福利”虽也有论及个案，但其侧重点依然是从政策层面讨论教育、医疗、社会安全与手机的关联。而第四、五、六、七章讨论的则是个体的手机使用。故，依笔者浅见，在第七章后，又穿插一章国家与政策层面的论述，稍显突兀。除此之外，本书第七章“压力”与第八章“福利”的部分关于犯罪的论析有所重叠，使读者有章节边界不清之感。不过，瑕不掩瑜，作为首部研究第三世界人民手机文化和意义的民族志作品，它打破了传统人类学学科藩篱，对田野场域进行了革新。即使在通讯科技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今天，其选题、研究进路和视角依然具有里程碑式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