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nina Talmon.1972. Family and Community in the Kibbutz.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学界对于以色列基布兹（Kibbutz）的浓烈兴趣，并非为弄清这一公社制度内部运转机制，或者说是理解其产生、缘由以及在国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在跨学科的视角内，基布兹这一社会实践案例所具有的价值，不外乎于为应对下列现代社会难题寻求可行之道：核子家庭的不足和缺陷、性别不平等和劳动的压迫性和单调性等等。以色列基布兹作为公社生活基本模式在上世纪的成功，对美国城乡的实验性公社生活的推行，曾经起到意想不到的示范效应。一般来说，以色列本土学者对于基布兹社会制度的研究，要更加细致和周到，他（她）们没有国外学者的猎奇心态，也从不幻想基布兹能否成为治疗西方社会顽疾的良药。尽管如此，基布兹作为当代“意向社区”（intentional community）的奇迹案例，的确为以色列社会科学工作者们提供了研究家庭、教育心理学、产业社会学、儿童心理学乃至军事社会学（基布兹曾是以色列陆军和空军招募兵员的重要来源）的上佳田野点或者实验室。

本书在众多基布兹研究的文献中，可以称得上是一部“鹤立鸡群”的经典案例。作者陶尔蒙（Yonia Talmon）毕业于希伯来大学，曾经在伦敦政经学院进修并且任教于哈佛大学。她以满腔热情投入了对以色列社会的研究，同时对国际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了如指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她的研究一直聚焦于基布玆社区的运行机制和日常生活实践，而且不失时机地把每一个阶段性成果在美国、欧洲和以色列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英年早逝的陶尔蒙留下的七篇发表在包括《美国社会学杂志》（AJS）在内的论文和一篇待发论文，经过编辑后以《基布兹的家庭和社区》为题出版，成为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基布兹的范本。

书中各章的主题涉及基布兹的婚姻、家庭结构、公社育儿模式和基布兹精英组成等学界关注的热点。在末尾的研究方法附录中有作者专门为学者和合作者撰写的《基布兹社会学研究》一文，在不到10页的篇幅内，把研究方法的使用交代得如此简明扼要，着实令人钦佩。作为以色列公民，陶尔蒙丝毫不隐藏自己对公社式集体生活的憧憬，并且尝试通过研究来寻找使集体理念和原则适应社会快速变化的出路。然而她没有拿基布兹说事，试图把基布兹包装成一尘不染的乌托邦模式来强加给读者。相反，基布兹社区内部无法解决的问题，始终是陶尔蒙的兴趣所在。

本书的第六章“在革命化社会中的老年历程”（原文发表于1961年 AJS）可以说是陶尔蒙阐发“问题意识”和运用社会学方法的典型案例。

如果仅从表面看，基布兹似乎初步解决了让西方社会头疼不已的老龄化问题。首先，基布兹的年迈长者在经济保障方面可以高枕无忧，无需担心通货膨胀，随时可以享受到免费的医疗健康服务，也没有由于退休带来的心理不适，因为基布兹为社区内的老人安排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使之发挥余热。那种将老年人从其生活环境中抽离，放入所谓退休社区(retirement communities) 或者说养老院的做法，对于基布兹社区的居民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可怕梦魇，因为这与基布兹的意识形态完全背道而驰。基布玆在成立之初就鼓励入社的年轻一代在社区内生儿育女，并且随着时光的流逝，享受绕膝承欢的美好老年生活。

然而，我们能否由此推断，在基布兹颐养天年将是一个无忧无虑的“自然衰老”过程？陶尔蒙带着这个问题开始了她的观察和分析。她经过细致的研究，发现老龄化在基布兹同样是个充满困难和挑战的问题，尽管与西方社会的情形很不一样。

首先是在一个以年青人为中心和以未来为导向的社会中，任何变老的个体都会感到紧张不安。陶尔蒙指出：如今安居乐业的基布兹老人在当年可都是崇尚创造力和革命美德的叛逆者。然而为了维护基布兹的道德秩序和未来存在的合法性，这些老人得强调稳定和持续的必要性，从而放弃他们年轻时代的革命激情和乌托邦思想。这本身就带有极大的讽刺意味。为了确保年轻社员对基布兹的忠诚和执着，这些老人还不得不扮演保守者的角色。

陶尔蒙还注意到在有些地方，对于辛劳工作和生产效率的那种带有宗教性的执着和热情，将工作视为一种自我纯净的仪式，一种从“寄生”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行为，此类带有强烈犹太文化印记的价值观使得年老体弱的社员产生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始终摆脱不了负疚感。陶尔蒙还对西方退休工人与基布兹同年龄段老人对于社会福利和回馈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比照，还对基布兹的老龄社员和前来陪伴居住的社员的老年父母这两个人群的心态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了极有预见性的结论。

本书各章相对独立。这是因为受到病魔困扰的陶尔蒙没能写出像民族志那样具有整体视野的作品。然而，陶尔蒙研究的敏锐性和专业性使她在一定程度上去除了笼罩在基布兹社会上的神秘面纱和刻板印象。她描绘的是一个自身带有局限性和压力的公社组织，一种令人信服的社会安排和大体上比较成功的实验。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陶尔蒙是在“基布兹”的黄金时代（即上世纪50和60年代）进行的研究，她的冷静、执着和严谨，使得本书具有不可忽视的前瞻性和植根性。当然对于跨文化和跨地域的意向社区比较研究（如人民公社制度），此书在视角和方法的选择方面，是不可多得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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