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自然的脱嵌——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草原牧区的环境与社会变迁》
作者：张 雯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7月
《自然的脱嵌——新中国以来一个草原牧区的环境与社会变迁》书评
李鹏程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荒漠化及其治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调查，全球已经受到和预计会受到荒漠化影响的地区占全球土地面积的35%，荒漠化土地在非洲占55％，亚洲占34％，北美和中美占19％，南美占10％；其中，非洲地区的斯威士兰（Swaziland）、安哥拉（Angola）和加蓬（Gabonese）等国的情况最为严重，荒漠化的土地分别占其国土面积的95％、66％、64％以上。[1]在亚洲，荒漠化主要集中在中亚、西亚和中国、蒙古国等地区；其中，中国可能是这一地区土地荒漠化面积增长最快的国家了。荒漠化土地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0.67亿平方公里扩大到如今的1.3亿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3.6％；在新增的荒漠化土地中，草原、草地的沙化和退化占76.2%，达到了0.51亿平方公里，而耕地的沙化和退化只有0.12亿平方公里。[2]这说明，我国草原、草地的荒漠化非常严重，是当前我国防治土地荒漠化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那么，我国的草原荒漠化是如何形成的？为何会在短短几十年间增长如此之快？我国制定了很多非常严格的保护环境、保护草原的法律和政策，政府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并采取了各种科学防沙、治沙的手段，但为何成效却并不显著？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新增草原荒漠化仍然以每年2.2%的速率增长，原有荒漠化草原以每年10%的速度加重。[3]对于这些问题，学界大多从移民实边、开荒垦田、过度放牧、气候异常和工矿及交通建设破坏植被等某个单一的方面去寻找原因，从“旁观者”的立场和宏观政治经济的高度来建言献策，其中也不乏各种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相互指责；但是，从整体上综合、理性解释和详实描述与探寻草原荒漠化的来龙去脉，特别是从“本土人的视角”出发，通过对“草原—牲畜—人—社会文化”这个大生态的互动关系进行考察，反思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上和现实中各种因制度性、政策性和观念性因素所造成的草原荒漠化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由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和知识产权出版社合作出版、张雯博士所著的《自然的脱嵌——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草原牧区的环境与社会变迁》，便是其中的优秀作品之一。
作者以毛乌素沙地北部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A旗（县）S苏木（乡）B嘎查（村）为田野点，通过查阅、收集各类政府档案文书和统计报表，对相关人士进行深度访谈，以及与当地蒙古族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参与式观察，经过为期近一年的田野调查（从2005年7月至2014年5月前后共五次、累计近一年），从环境人类学、发展人类学、政策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毛乌素沙地北部B嘎查周边草原、草场荒漠化形成和扩大，以及牧区社会生活和牧民生计方式的变迁情况。毛乌素沙地，也叫鄂尔多斯沙地，得名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海则滩乡毛乌素村，由于陕北长城沿线的风沙带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南部的沙地是连续分布在一起的，因而将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和陕北长城沿线的沙地统称为“毛乌素沙地”。毛乌素沙地虽然不是我国北方荒漠化最严重、面积最大的地区，却是近几十年来土地荒漠化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同时，由于其处于我国历史上传统的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长城沿线一带，所以毛乌素沙地是考察汉族人口迁移、开荒垦田和农耕文化对草原生态与游牧文化的影响及民族关系的理想田野；而且，毛乌素沙地周边的陕西榆林和内蒙古鄂尔多斯也是我国重要的油气田、煤矿、天然碱、芒硝等矿产资源的开采地和羊绒的主产地，而油气开发和矿产勘探与草原植被破坏、羊绒生产与过度放牧的关系密切，是改革开放以来草原荒漠化急剧扩大的主要推动力。
《自然的脱嵌》一书是张雯博士在其博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共有九章内容。第一章是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该研究的田野缘起、所研究的问题和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与综述。第二章“走进鄂尔多斯草原”，介绍了田野点所在地的历史概况与当地牧民的生活情况。第三章“人与自然的斗争：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对待自然”和第四章“人与人的斗争：像对待自然灾害一样对待人”主要介绍了人民公社时期B嘎查所经历的环境与社会变迁情况，分别讨论了人民公社时期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第五章“切割的草原——‘公有地悲剧’与‘私有地悲剧’的悖论”和第六章“自然的价值——‘自然资本化’与‘惜杀惜售情结’的悖论”主要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B嘎查所经历的环境与社会变迁情况，讨论了草畜家庭承包制度、草场划分、市场化与商品化机制对草原生态与牧民生活的影响。第七章“草原生态治理——国家与牧区的博弈”和第八章“工业化浪潮中牧区的进一步变迁——家归何处”主要介绍了21世纪以来草原牧区环境与社会的变迁情况，讨论了政府实施的各种环保政策和禁牧舍饲项目与基层牧民具体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油气开采、矿产开发对牧民生产生活的影响。最后一章是结论部分。
作者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着眼点，用“自然的脱嵌”这一概念深刻地揭示了草原牧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与社会变迁的本质。作者指出：在传统时代，人与自然是一种和谐共处的互相嵌入、互相依存的关系，草原不仅为牧民提供了食物来源和生活空间，而且也是其传统文化赖以延续、民族情感得以寄托、个体心灵得以安宁的精神家园；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经历的三个时期则是一种“自然的脱嵌”、人与自然对立的关系，无论是人民公社时期强调用集体力量“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还是改革开放之后以个体为单位“对自然的理性规划和利用”，抑或是新世纪以来环境保护语境下以国家项目的形式“对自然的拯救”，都是属于“自然的脱嵌”的不同形式，而这也正是造成草原沙漠化等生态悲剧的思想和社会根源。
通览该书，除了作者不畏艰难、长期扎根田野，为我们了解草原牧区的环境与社会变迁提供了最真实、最鲜活的民族志材料之外，还提出了很多兼具学理性与现实性的重要议题。比如，如何认识草原？如何认识与草原生态环境和高原干旱气候相匹配的游牧生计方式和游牧文化？如何认识作为“祖国大家庭”一员的少数民族？为何我国政府制定和推行的大多数本意和初衷为“爱民、利民”的政策，最终却常常会“损民、害民”？在防治草原荒漠化的问题上，我们除了可以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之外，还可以依靠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在该书中都有所涉及，但可能作者考虑到这是一部主要讲述“变迁”的民族志，所以对时间、事件、人物进行了“浓描重写”——当然，这是符合人类学民族志撰写规范的，但是可能相比之下，“议”犹未尽、“议”有不足。此外，正如本文开头所言，荒漠化及其治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草原牧区与游牧生计的变迁在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都普遍存在，特别是在全球化、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下，这一趋势正在不断加剧和蔓延；如果作者在叙述B嘎查纵向变迁的同时，能加入一些国际比较或者国内其他地区的比较材料的话，我想一定会使该书增色不少，也能使基于一个牧区的“微型研究”具有更广阔的研究视角和更广泛的比较意义。还有一点需要在此提及，那就是，当地牧民世代繁衍生息的草原、草场等自然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他们的生计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从移动游牧到围栏放牧、再到建舍饲养，那么建立在自然环境和生计方式之上的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等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这些都属于“社会变迁”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作者似乎更偏重于对环境变迁与生计变迁的描述，而对其它方面的描述并不太多——毕竟，“生计变迁”并不等同于“社会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也进入了一个所谓的“转型期”，所以大家对各类“变迁”的关注较多，但是在描述和研究哪怕是一个非常小的“社区”的变迁的时候，由于所涉方面和影响因素众多，因而这类研究题材很不好把握和驾驭，想要做到面面俱到更是一个巨大的、耗时颇多的“系统工程”。《自然的脱嵌》一书作为博士毕业论文改写而成的一部著作，由于学制和条件所限，存在一些不足也是在所难免。总体而言，瑕不掩瑜，通过阅读本书，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很多启示、启发和反思。特别是就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而言，不考虑地区自然环境与民族文化差异的“一刀切”政策、源自于汉族农耕思维的土地管理制度和基于“经济人”逐利、自私、理性的人性假设的制度安排，在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在草原牧区的治理与实践中，应引起各级政府官员深刻的自我反思。毕竟，一个制度的确立和政策的制定，它影响的并不只是几个人，而是万千民众；它的影响力也并不仅限于当代，可能会延及千秋；而且，很多因制度性和政策性因素所造成的后果大多也是不可修复、不可逆转的。
参考文献
[1] 曹永峰编著. 世界经济[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172.
[2] 王绍笳主编. 环境保护与现代生活[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21.[3]朱玉霞等. 基于MODIS 数据的草原荒漠化年际动态变化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J]. 中国草地学报，2007（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