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tner, Sherry B. 2005 New Jersey Dreaming: Capital, Culture, and the Class of '58.  Duke University Press.

标签：美国梦，阶级，社会流动，文化

人类学家Sherry Ortner在完成尼泊尔的田野研究之后将视线转回美国，重新遍寻自己在新泽西努瓦克高中的小伙伴们，从人类学视角检视自己同一世代的成长轨迹。Ortner的同学大部分是犹太移民后裔，其他一部分是其他族群后裔和从南方迁徙而来的非裔美国人。他们的成年期适逢美国二战后的繁荣期，政府积极推进中产阶级化，“美国梦”---向上的社会流动和成功---正当时。

鉴于阶级话语相对于种族和性别话语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缺失，Ortner在书中强调重新将阶级带入这一民族志研究。一方面她试图揭示阶级如何塑造一个人的认同，另一方面她又强调个人和公共层面的想象力是如何超越阶级的界限。她们父母辈大部分是移民或者是移民的第一代子女，来自穷人和工人阶级背景，在大萧条年代成年。根据职业位置的本土理解， 她同学中27%的家庭属于商人和职业人士阶层，44%的家庭属于中产阶层， 29%的属于工人阶层。Ortner的这些同学58年毕业，恰逢正在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虽然有少许的同学加入了60年代的各种反文化运动，但大部分同学都继续追寻他们的美国梦---金钱，向上的社会流动，优越的生活方式。有趣的是当Ortner重访这些老同学时，大部分同学都认为自己是成功的。Ortner 不禁自问，同学们真的能挣脱自己的劣势阶级地位吗？在职业管理层（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的同学中，32%来自商人和职业人士阶层（business/professional class）, 45%来自中产阶级, 而只有23% 来自工人阶级家庭。在中产阶级同学中，22%的来自商人和职业人士阶层，47%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同时还有31%的来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同学有17%来自中产阶级背景，其他的83%还是来自工人阶级家庭，没有任何来自商人和职业人士阶层的小孩从事工人阶级工作。从族裔上来说，大多数非裔同学进入非大学渠道，只有两个人在高中后开始念学位，19人中的四个已经去世。除了犹太裔同学之外，这个社区的其他白人工人阶级同学只有很少上大学。劳工运动当时为工人阶级争取到了更好的工资，更好的工作环境，但是没有促进工人阶级的向上流动（83%还是工人阶级）。

Ortner的结论接近普通的社会学常识，虽然家庭出身牵制个人的向上流动，但这个班的同学依然有着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毕竟68%的职业管理层同学相比较于父母一代实现了向上流动；31%的中产阶级来自工人阶级背景。但魔鬼细节在于那些Ortner 只能偶尔从同学的闲言碎语中得知的向下流动。作为老同学，Ortner很难再见到这些“失败”的同学，从而也很难检视留下的隐隐阵痛和伤害（推介者语：这些“失败者”应该是本次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拥趸）。如果读者需要深入地了解美国梦所蕴含的希望与悲剧，可以诉诸另外两本著作：Richard Sennett 和 Jonathan Cobb的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Scott Sandage的Born Losers: A History of Failure in America （其成功学般的中文译名《天生失败者 (从小人物身上汲取失败的教训) 》意外戳中其悲剧色彩！）

不过Sherry Ortner在书中关于高中教育制度的民族志分析令人印象深刻。一方面她分析了美国高中里各种社会类别和社会认同背后所体现的阶级和个人性格逻辑。如“风云人物”或者是“班干部”，他们大都出自资本厚实的家庭（high capital）,并且对学校权威保持温顺的态度。同样来自资本厚实家庭但野一点的是运动员或者拉拉队长型的人物，他们因为体育上的成绩，长相和男性气概而广受欢迎。这些“高富帅”同学通过高中阶段的各种竞赛和竞选练习如何玩阶级游戏；学会了如何搞定事情，保持个人魅力，与每个人保持表面上的友好。另外一些人物类型有“普通同学”（ordinary citizens）和各种“坏小孩”。普通同学批评但同时又想积极参与 “高富帅”的阶级游戏，他们发展出一些新的方式和策略，如加入学术，艺术和政治反文化群体；坏小孩们们拒绝参与 “高富帅”们的阶级游戏，同时对种种学校规章制度表示出厌恶。

此外，Ortner 还分析了高中双规体系----一个准备上大学，另一个准备当商人或者秘书---如何影响学生未来的社会位置。在选择不同学习轨道时，辅导顾问会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他们用IQ测试测验一个学生是否有足够的智识能力来进入大学。同时还有一些颇为荒谬的职业规划测试（如“在你的空余时间，你会修闹钟，看书还是照顾一个病人?”）。性别也在教育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虽然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小孩都被鼓励上大学，而大部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女孩都没有上大学。而对那些上大学准备进入职场的女生，当老师也往往被认为是唯一适合的职业。

Sherry Ortner 在关于美国梦的人类学分析中带回阶级分析不失为一种创新，在揭示个人命运与大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时也尽职尽责。如这个班同学的成功与50、60年代经济繁荣，提升工人阶级地位的联邦政策（特别是退伍军人安置法案， 人类学家Geertz 就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乐观主义情绪息息相关。此外最为重要的就是各种社会运动。以犹太人为例，他们通过种种集体努力慢慢消解了反犹情绪：首先是犹太人采取模范少数族裔的策略，埋头苦干赚钱；其次大量犹太人进入文化产业，特别是好莱坞电影。他们制作的电影不仅关注犹太人，而且还关注美国，像Saul Bellow 和Woody Allen这样文化明星的出现让犹太身份更具有吸引力。在一个犹太人人主导的社区，Ortner清楚犹太人与追求成功之间的暧昧的文化想象，但她并不打算简单诉诸犹太文化来解释成功的动力。

Sherry Ortner抵抗文化的概念但不抵抗文化的逻辑（让文化摇身一变成阶级，权力或者历史！）， 到最后我们发现Sherry Ortner对成功的文化想象缺乏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人类学解释一直都在试图探讨能动性，自由，可能性的问题，在抵抗以及种种弱者武器之后，人类学家在近年来把视角转向伦理，道德和希望。在抽象逃离之外，当我们面对坐在对面打鸡血般诉说成功梦想的朋友，伴随着旁边隐约的笑声，我们除了踹踹不安之外还能就说点什么吗？

复旦人类学2011级硕士

德国马普学会人类学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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