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路兹（Catherine A. Lutz）和柯琳斯（Jane L. Collins）的《检读国家地理》（Reading National Geographic）一书以文化人类学研究视角，审视《国家地理》杂志的生产及阅读过程。本文通过“再读”《国家地理》，希望梳理《检读国家地理》（Reading National Geographic）作者的写作框架和思路，并由此反思民族志抒写的各种路径，以及写作者文化身份所带来的特殊视角。
关键词 透镜 凝视 预设 文化身份 文化建构
在我们的童年时代，这些大量的照片带给我们一个迷人的异域世界，这个世界不再是那些我们已经熟知的美国郊区。他们呈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景观，这些地方正如格里高利·贝特森所说的那样，人们的行为方式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如此的迥异。哈拉维已经强调过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应该避免去评论那些他们自己并不熟悉的文化实践。我们从早年开始就已经熟知《国家地理》生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景观，正如许多人类学家向我描述的一样，事实上我们一生的事业，就部分根植于早年阅读《国家地理》时所受到的影响。
——《检读国家地理》前言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已经存在和运行了一百多年，这一百年来学会自身及读者都将其定名为科学、客观事实的呈现者和翻译者，这仿佛已经成为某种不证自明的观念。然而，路兹（Catherine A. Lutz）和柯琳斯（Jane L. Collins）的著作《检读国家地理》（Reading National Geographic）则试图对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图像和文字进行审视。她们发现，与其说《国家地理》描述了一个充满诱惑的异域世界，不如说它塑造了美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它作为美国观察外部世界的透镜（lens），为美国中产阶级读者介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风土人情和地理风貌。
作者认为，《国家地理》杂志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特征，而并非如这本杂志通常被美国读者所认为的那样：客观地描述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异域景观。《国家地理》杂志贯彻了统一的风格特征，尽管这些风格特征在时代变迁中发生一些变化，却依然沿袭了创刊之初的宗旨：风格介于学术与娱乐之间，选取赏心悦目的图片，展示异国风情，去除令人不愉快的事物，符合美国中产阶层的趣味。
一、写作背景：美国人眼中的“他者”
1、时代背景
作者在前言部分说明了最初展开这项调查的出发点，源自于1983年美国对格林纳达的入侵。
80年代初，两位作者已经接受了人类学的训练并且作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她们作为年轻的人类学教授在州立大学执教，努力向人类学本科生介绍各种形式的文化、强调理解文化差异的重要性。然而，当美国入侵格林纳达时，学生们居然欢呼庆祝，作者为此感到惊诧不已。入侵格林纳达是美国以解救其在格林纳达的侨民为借口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为了对抗苏联和古巴在中美洲的渗透和扩张，因为格林纳达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加勒比海出入大西洋的东部门户。作者由此生发一系列疑问，在此之前，这些学生可能从未听说过格林纳达，更不知道美国对加勒比海地区的干涉，那么他们何至于对美国的军事入侵抱以欢呼雀跃的态度呢？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是否预先存在一种对美国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解？因此作者从大众媒介的视角入手，试图分析美国人对自己及其他国家的认识是怎样被构建的。作者以《国家地理》杂志作为审视的对象，因为《国家地理》杂志是美国长期以来占主导话语权的文化媒体，它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美国人对外界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精英阶层所刻意展示的“理性、宽容、仁慈”的国家形象。
在《检读国家地理》的后记中，作者提到当此书的写作接近尾声时，现实局势再次印证了她们的思考和焦虑。1991年美国轰炸伊拉克，美国公众的呼声仍然支持总统布什的言论，认为美国是最友善的，最具绅士风度的国家，事实上他却故意回避了战争背后复杂的利益局势，而将其定名为具有道德意义的“圣战”。问题在于，如果美国真是一个友善理性的国家，又为何招来其他国家如此强烈的仇恨？作者在此还援引罗兰•巴尔特对人道主义、普世价值的批判，巴尔特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通过大众文化将“历史”表征为“自然”，反而揭示了潜藏在其中的意识形态的虚谬。
2、学术思潮背景
从前言作者的自叙可以看出，本书持一种文化批判的视角，作者把《国家地理》杂志视为一种文化产品（cultural artifact），身在其中的制作者以及读者并非以一种所谓自然的、普遍的观念看待世界，他们的视野其实已经被潜在的力量规束和引导。作者在书中的批判路数显示了7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几个重要方向。她们以流行的大众文化产品《国家地理》作为分析主体，很大程度上吸收了7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研究以及后殖民主义批判的理论：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作者在第一章中引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以及葛兰西文化霸权主义，强调大众文化受某种意识形态的支配，而个人被心甘情愿地同化到支配集团的世界观中。同时《检读国家地理》一书中也不止一次地援引布尔迪厄的“品味”（taste）、福柯的“凝视”（gaze）来支撑自己的立论。《检读国家地理》的亮点在于全书清晰、全面的分析框架，以及娴熟地运用各种分析材料以支撑观点，在此基础上与福柯、布尔迪厄等大师进行对话。
二、分析架构：从制作者到读者
两位作者在《检读国家地理》一书的第一章就提出了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并且强调她们此次研究的全面性，和以往只侧重于一方面的文化工业研究不同。她们的研究总共囊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及生产流程；二、文化产品本身；三、读者的反馈，这些内容在之后的八章内容中依次展开。她们运用历史档案的爬梳、文本与图像分析、读者访谈等方式来为自己的观点佐证，此书的第二、三章分析刊物发展历史及刊物出版流程；第四至七章集中分析刊物图片中的意识形态内涵；第八至九章关注读者对刊物传递信息的反馈。
在第二章中，作者回顾了国家地理学会的发展历史，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机构，它在二十世纪成为美国观察世界的透镜，建构美国人对他者的理解。它的风格一如它为自己设定的使命和理念——科学与娱乐并存、一个半官方化的组织机构。在第三章，作者关注到目前《国家地理》杂志（1989年至1990年）的生产流程，根据大量对摄影者、编辑以及其他员工的访谈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从最初产生的一个主意到最后的定稿与印刷，其中经历了许多协商与反覆。尽管国家地理学会的摄影师们拥有独立的批判视角，但是随后而来编辑过程，其实已将摄影师的初衷消解殆尽。
第四章纵览《国家地理》在1950至1986间采用图片的风格，这段时期（二战后）里，他们格外关注异域的文化，像人类学家一样寻找文化的差异。不过他们仅仅提供了一个奇幻的、引人注目的异域世界，却没有深入地探讨这种差异的根源。这一章从关注杂志照片的内容入手，从许多方面解释了国家地理是怎样描述异域的。他们关注部落的仪式、土著鲜艳的服装，看重对照片色彩的掌控，对“未开化”社会进行理想化的描绘：总是微笑的、肖像式的、群体聚集的，避免展现残忍的战争场面。他们描绘了一个中和的（中产阶级的）世界，不太富裕也不很贫困，仿佛土著民族的生活方式都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将世界过于简单地划分为两种生活方式：非西方土著民族的/西方现代化的。在第五、六章，作者将自己的注意放在对国家地理杂志上的照片研究上，分析《国家地理》作为一种在美国被高度重视的杂志，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塑造了美国人对非西方国家的文化解读。其中第五章介绍了地理杂志中很多异域风情的照片，作者进而提出的思考：这些照片唤醒了读者的何种思考。第六章集中关注《国家地理》对种族和妇女这两者的阐释，在美国二十世纪60年代种族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高涨的情况下，编辑们是如何虚化这些政治背景的，转移读者的注意力。
接下来作者的问题是：《国家地理》的图片是怎样“被看”的。第七章是全书的过渡章节，作者认为，《国家地理》的照片并不仅仅在简单地描述他者，而是呈现出各种“凝视”的交织状态。在各种图片和文字之间，充斥了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凝视”。而这种“凝视”是不断变动的。作者在这里试图与福柯进行对话，福柯认为权力的运行不仅在于控制人的身体，更在于创造一种控制思想的权力知识，如果将《国家地理》的“凝视”放在福柯的视野中，它可能会成为国际权力控制体系的一部分。但是作者认为，她们所定义的“凝视”并非像福柯描述的那般具有庞大的体系和整体性。事实上，《国家地理》的照片隐含着一种稳定的可能性，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凝视”创造了一种“西方白人”所共享的社会知识和公共记忆。在与第三世界的对比中，西方文化被定义为现代的、文明的。
三、作者的研究预设
《检读国家地理》首先提出了某种研究预设，即《国家地理》杂志带有某种意识形态，并且贯彻了统一的风格特征。《国家地理》曾一度成为一种显示个人品味和地位的文化读物，这使得人们容易忽视它潜在的态度和话语。《国家地理》杂志表面上在如实地、客观地描述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但是它所展现的那些理想化的异国风情，没有痛苦、没有阶级和冲突的异国世界，其实是将第三世界的国家和社会历史化和凝固化，将其视为一个无时间的境地。当美国读者阅览这些图像信息时，无意识中会将这些图片与自身所处的现代化的西方社会形成对比，从而引导读者对自身身份进行定义：有教养的、文明的、现代的美国人。正如作者援引苏珊·桑塔格的话：“如果图像即是信息，那这信息既是透明的，也是隐秘的。” [1]
《检读国家地理》的研究，以对刊物机构历史资料和图片材料的分析作为主要例证。作者运用传统、扎实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与写作模式，观点鲜明，论据充分。由此可见，这部著作确实是文化研究和传媒研究的经典案例。同时，《检读国家地理》将历史材料与田野工作结合的方式，也被视为民族志写作的一种路径。然而，本书的研究风格也使得它作为民族志而言，缺乏对个体经验的表述，缺乏与个体经验相关的田野材料。个体经验表述的缺失，使得这本研究著作中对材料的解读与阐释，其最终目的在于“说理”。譬如，在第四章中，为了说明《国家地理》杂志具有描绘中产阶级世界的倾向，作者列出一个统计图表，将图片所展现的人群生活状况划分为贫穷、中产、富裕等四类，以统计数据印证杂志中的图片以中产人群为主。[2]但是，如何确定中产与贫穷、富裕之间的界限，作者没有做出说明。这类情况在书中的多处地方都存在，因而这本研究著作存在一些理论预设先行、以材料印证预设的成分。
在民族志中，对个体经验的田野描述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个体经验的描述，展现了许多难以用依据分析阐释所洞察的一手证据。以另外一位女性人类学家肖斯塔克（Marjorie Shostak）的民族志《尼萨》（Nisa: The Life and Words of a !KungWoman）为例：从宏观上看，尼萨所在的部落是一个平均分配食物资源的社会。但是，第此书的第二、三章里，通过尼萨个人经历的描述，我们发现即使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并非所用成员都心甘情愿地分享自己的食物，即便有当地道德与习俗的约束，也无法阻止许多人独自享用食物的意愿。这其中蕴含了一种个人经验中的实际情况与宏观上的族群传统相矛盾的因素。而这种矛盾张力，恰恰是社会在不断变迁的内在动力，从中可以更深入地体会当地的真实境况。因而我们认为，表述个体经验，而不仅仅以理论印证预设，是民族志文本相对于其他研究著作最大的优势所在，也使得民族志文本对当地地方情境具有更深入的洞察。《检读国家地理》若作为一本人类学民族志，在表述个体经验上可能稍有所欠缺。
四、作者的文化身份：作为学术研究者的“凝视”
通过阅读本书，我们发现写作者的文化身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正如作者所说，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是整个回旋盘绕的“凝视”体系中的一环：研究者观察《国家地理》的读者，读者观察摄影师们，摄影师在观察一个西方的探险者，这位探险者在观察波利尼西亚的一个女孩，而这个孩子此时在观察探险者方才为她拍摄的照片。[3]在这些纵横交错的视角中，人们往往容易忽视其中的窥探欲望，而在窥探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双处在权力阶层顶端的眼睛。
两位作者的洞见启发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往往更重要。假如我们以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为例，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批评者大都来自第三世界国家，通过自身努力获得西方大学的教职，他们就像是在夹缝中寻找各种机会的文化精英，他们自身的文化身份显得含糊不清。我们也很容易看到赛义德在使用“东方”这个概念时的局限性，他把从事东方学研究的学者描述的“东方”局限在印度和巴勒斯坦，不包括中国、日本、东南亚等。从某种意义上，赛义德将“东方”这个概念作为自己的文化身份专利。而本书的作者作为西方学者来审视自己的文化，也带上了由这种文化身份形成的印记。
此外，两位女性作家独特的女性研究视角也十分值得关注。Catherine A. Lutz是一名女性人类学教授， Jane L. Collins是一名着重对性别和女性问题进行研究的女性社会学教授。女性的特殊视野促使她们对性别与权力的问题格外敏感。《检读国家地理》的第六章“性别的色彩：战后种族和性别的摄影史”便着重讨论了关于性别与权力的问题。同时，全文的许多段落中，都格外注意到刊物中的女性图片所体现的刊物意识形态特征。
结语
显然，文化建构是《检读国家地理》的中心议题，它关注文化观念如何被塑造和再塑造，如何处理矛盾与差异，如何选择和扬弃，共享的文化观念体系是如何被构造的。作者同时也强调，文化的蓝图并非是早有预谋的，当事者很难意识到自己是文化的建构者，这种角色只有被局外人或研究者才能识别出来。路兹和柯琳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以人类学研究视野，来审视《国家地理》杂志的生产及阅读过程。
复旦人类学王文婧袁博推介
[1] Catherine A. Lutz and Jane L. Collins, Reading NationalGeographic,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187.
[2] Catherine A. Lutz and Jane L. Collins, Reading NationalGeographic,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104.
[3] Catherine A. Lutz and Jane L. Collins, Reading NationalGeographic,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