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dler, Richard and Daniel Segal. 1990 Jane Austen and the Fiction of Culture. Tucson, Arizona: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There was a young lady with certain connections, and she married. ──《简・奥斯丁和文化的虚构：关于社会现实的叙事》Marriage is a maneuvering business of all transactions, the one in which people expect most from others, and are least honest themselves. ──《曼斯菲尔德庄园》Marriage is like a country-dance, a contract of mutual agreeableness, and an engagement between man and woman formed for the advantage of each other. ──《诺桑觉寺》 阅读一位十八世纪的女小说家的著作能让人类学家学到些什么？作为一个初中开始就是奥斯丁「脑残粉」的人类学家，当我拿到导师 Richard Handler 赠与的他和 Daniel Segal 关于奥斯丁作品的专著，简直喜不自禁。《简・奥斯丁和文化的虚构：关于社会现实的叙事》（Jane Austen and the Fiction of Culture: An Essay on the Narration of Social Realities），通过剖析奥斯丁的六本名著，彰显了对民族志写作、跨文化翻译、以及亲属，婚姻，社会阶级的研究的思考。Handler 和 Segal 分析的六本著作分别是：《理智与情感》（1811），《傲慢与偏见》（1813），《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艾玛》（1815），《诺桑觉寺》（1817），《劝导》（1817）。以往关于奥斯丁作品的文学批评，虽然注意到了她在著作中大量使用的讽刺，但仍然认为她主要在对自己时代的社会道德和文化秩序进行维护。Handler 和 Segal 则不同。他们将奥斯丁的写作既当作民族志资料（ethnographic data），也当作奥斯丁本人从民族志角度出发对自己社会的分析（ethnographic analysis），从而显示了奥斯丁笔下人物对于18世纪英国社会秩序和价值观的质疑和挑战，进而讨论了人类学者眼中文化的变迁和创造性。这篇推介主要从以下几个关注点简要介绍 Handler 和 Segal 对奥斯丁作品及其时代的人类学分析。
（1）亲属和婚姻 我的导师 Richard Handler 在70年代于芝加哥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师从美国人类学亲属研究鼻祖级人物大卫·施耐德（David Schneider）和人类学学科史大家 George Stocking。虽然施耐德的理论和作品几乎未在本书的正文出现，但 Richard 和 Segal 所使用的象征主义的分析方法仍反映出了施奈德学派的影子。譬如说，第二章「自然的，文明的，和非自然的」（The Natural, the Civil, and the Unnatural）和第三章「家庭， 关系，和近亲」（Family, Connections, and Incest）的标题不难让人想到施耐德对于美国亲属的三个分析成分：（1）纯自然的（nature）（这个类别在如今已经很少了，例子包括不被社会接受的私生子等）；（2）自然的和法则的（nature and law），也即我们口中的血缘关系（blood ties）；（3）纯法则的（law），比如领养关系。初看之下， 奥斯丁笔下的人物似乎遵从了当时的社会风俗，比如认为血缘关系是自然的和不可变的，认为婚姻关系是人为的和可变的，认为近亲结婚是非自然的和不可接受的。尽管如此，奥斯丁的故事中仍然有许多对于既有的18世纪英国社会秩序和文化规则的挑战。比如《曼斯菲尔德庄园》的范妮和埃德蒙，两位从小在一个屋檐下长大的近亲，最后仍旧结成了夫妻。在奥斯丁的六本主要著作中，都可以找到例子来证明施耐德派亲属研究的主要观点，即现实中看到的大多亲属关系都不是自然形成的，都是人们建构出来的。
（3）社交舞蹈的象征主义 Handler 和 Segal 对于奥斯丁的人类学分析深受施奈德和特纳的象征主义人类学的影响，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对于奥斯丁笔下的18世纪英国社交舞会的精彩分析。奥斯丁笔下的人物在社交舞蹈场合的语言和行为在两位作者看来隐含着求偶和婚姻的比喻：一个社交舞蹈的场合首先能看出嫁的出去（marriageable）的年轻女性，因为已婚女性和那些对婚姻没有兴趣或者被看成不够有吸引力的年轻女性会独自伴奏而不是被绅士邀请跳舞。两位作者将《诺桑觉寺》中凯瑟琳・诺兰和亨利・蒂尔尼关于舞蹈能不能被看作是婚姻的比喻的不同意见和《傲慢与偏见》中达西和伊丽莎白共舞时的对话进行了对比，探究社交舞蹈如何产生婚姻关系。分析中巧妙运用了列维·斯特劳斯理论的 restricted exchange 和 generalized exchange。这让人类学读者不仅感叹，18世纪的英国直觉上是列维·斯特劳斯理论中的亲属的复杂结构（complex structure of kinship），但实质是和所谓原始社会差不多的亲属的基本结构（elementary structure of kinship）。
（4）民族志写作和跨文化翻译 Handler 和 Segal 的最后两个章节提炼了将奥斯丁的作品当做民族志材料（data）和分析（analysis）来精读对于人类学家的意义。人类学家著作中的「他者」和「异文化」很容易被我们用权威性的叙述分析语言表现成单一的，不变的，而不是复杂的，历史性的。和奥斯丁虚构的故事中展现出不同的声音和多重的社会现实比起来，我们所谓非虚构的民族志写作很多时候则更像是人类学者虚构出来的现实。Hander 和 Segal 运用了一个经典人类学著作中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埃文斯普里查德笔下的《亚赞地人的妖术神谕与巫术》（1937）虽然描写了他文化亲昵的尝试，但是仍然逃脱不了他主观上将自己的西方社会背景下所谓的科学理性思维和亚赞地人所谓的非科学，非理性的认识割裂开来，放在一个隐含的社会进化论之下进行跨时空而不是同时代（coeval）的比较。写到这里我认为我导师 Handler 所受的施奈德派的教育以及芝加哥学派大家 Roy Wagner 的影响重现了：人类学家有自己在理论训练中获得的概念(category), 比如亲属，理性，科学，然后我们带上自己的牙膏，科幻小说，和理论概念来到田野里，试图用我们的概念去测量我们在当地的观察，而不是扔掉我们的概念，通过参与性观察区深入探究当地人将什么看成重要的。如果我们坚持这样做人类学研究，那只能说18世纪的奥斯丁比我们更先进，更能在人物描写和叙事中表现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声音和观点，反映复杂的多重现实，而不是将自己的观点直接强加于笔下的人物。如果说科学精神是去展示所谓客观现实，那么奥斯丁文学里对话式（dialogic）地对复杂现实的展现比人类学者从自己的理论概念出发的跨文化翻译更加科学。关于如何展示社会文化的多重复杂和历史变迁，《简·奥斯丁和文化的虚构：关于社会现实的叙事》以及奥斯丁的原著还有很多值得人类学者学习借鉴的，希望读者能通过此篇推介对于这本书和奥斯丁产生更多的兴趣。同时，这本书的写作也非常清晰优美，非常适合想提高英文民族志写作的人类学者阅读学习。读完这本书以后我去找导师 Richard Handler 请教他的写作为何如此漂亮，他告诉我，「If you want to write clearly, you can’t produce quickly」 （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写作清晰明了，就不要写的太快）。参考文献 Dumont, Louis 1970 Homo hierarchicus: an essay on the caste syst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ndler, Richard and Daniel Segal 1990 Jane Austen and the Fiction of Culture. Tucson, Arizona: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Lévi-Strauss, Claude 1969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Rev. ed. Boston: Beacon Press. Schneider, David. 1980 American Kinship: A Cultural Accou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A Critique of the study of kinship.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Wagner, Roy 1974 Are There Groups in the New Guinea Highlands? In Frontiers of Anthrop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ical Thinking M.J. Leaf, ed. Pp. 95-122. New York: Van Nostrand.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 彭馨妍 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