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书《文化：人类学家的说法》

Kuper, Adam. 1999. Culture: the Anthropologists’ Accou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很少有人质疑文化作为曾经的学科核心概念，对于20世纪人类学认识论的成熟和完善所具备的重要意义。人类学家克洛伯（Krober）和克拉克（Kluckholm）在《有关文化概念和定义的回顾》(1952)一书中收录了164种有关文化的定义，其中还不包括另外100多种相当琐碎的概念和说法。如果加上人类学以外学者对于文化所作的定义，那就情形就更复杂了。文化研究权威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在其名作《关键词》一书中将“文化” 称作“英语语言中最复杂的词汇之一” (1983：87) 。

在某种程度上，文化人类学的历史就是一部“文化”概念被反复定义、质疑乃至抛弃的历史。出版于1999年的《文化：人类学家的说法》（Culture: the Anthropologists’ Account）就是讲述“文化”这一特定历史产物是如何被塑造成为在当代人类学者看来不很靠谱的学术概念的趣书。其作者是以《人类学与人类学家》（Anthropology andAnthropologists）和《原始社会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Primitive Society）而出名的学科史专家库珀（AdamKuper）。

除了调侃美国人类学的文化主义阵营，促使库珀写作此书的动因应该是来自象牙塔外的所谓“文化战争”，时不时拿“文化”说事的市场研究专家，以及高唱“文化冲突”论的政客学者亨廷顿之流。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之间，被人类学者玩腻（或者说玩坏了）的“文化”，一下子成为可以解释从内战到金融危机和离婚率的屡试不爽的灵丹妙药。然而，当学者们谈到“文化”，他（她）们究竟是在说什么？意欲何为？这正是库珀希望通过审视“文化”概念和话语的历史成因来回答的问题。

库珀在书中对围绕文化概念的欧美知识谱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从20世纪早期法德英等国知识分子围绕“文化”和“文明”的论证到帕森斯时代美国社会科学界对文化概念的采纳和吸收（Kuper 1999:23-72）。紧接着就是有关“文化”在美国人类学学科内安家落户并且成为特殊研究对象的故事。通过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施耐德(David Schneider)和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这三位重量级人物的推波助澜，文化主义者（theculturalist）不可避免地成为20世纪下半叶美国人类学的主流。在库珀看来，这为理论导向迥异的学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将“文化”概念置于繁琐的实证研究中进行锤炼，对于格尔兹来说，“文化”是宗教和大剧场，对于施耐德来说，是生物，对于萨林斯，是历史。然而，库珀认为他们所进行的一系列文化决定主义的关键实验（Kuper 1999:246）其实引发是更多无法回答的问题，而不是有关文化分析可以带来可能性和有效性。

库珀以充满英国式幽默的笔调，厘清了现代学术史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文化”篇章。他毫不掩饰对文化决定论的疑虑之情，同时在书中清晰无误地表明了自己“反文化”的立场：如果人类学者试图对人的思维和行为做出完整的解释，那么就得正视政治和经济权力、社会制度和生物过程，光靠“文化”说事必然于事无补。

复旦人类学   潘天舒  推介  

Krober, A. L. and Clyde Kluckholm. 1952.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Williams, Raymond. 1983.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