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tes, M. and E.E.Evans-Pritchard 1940. 

AfricanPolitical Syste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标签：政治人类学，功能主义，非洲学派，殖民语境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此书是定义政治人类学的一部标志性作品。从普通读者的角度来看，英语世界第一部以《非洲政治制度》作为书名的论著竟是由人类学者，而非政治学者所写，也算是趣事一桩。而著名和平主义者、挪威社会学家加尔通在加纳总统府的见闻更在无意间为此书打上了殖民主义帮凶的记号。加尔通在接待大厅看到的巨幅油画呈现了一个极具象征性和戏剧性的场景：独立后加纳首任总统恩柯鲁玛正在奋力挣脱身上最后一条殖民锁链，三个白人模样的家伙仓惶逃窜，前两个手里拿着公文包和圣经是资本家和牧师，最后一个身材矮小的人类学家怀里揣着的正是《非洲政治制度》（参见Galtung 1967）。

这部被后人称为人类学“非洲学派”代表不可避免地成为为一个沉甸饱和的符号（saturated symbol），并且承载了过于复杂的意义，反而让人忘记还原它本身所具有的故事性。首先，本书是以“非洲学派”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于非洲殖民地的田野研究成果，使人类学方法的应用价值第一次得到学界以外的广泛关注，“非洲学派”，充分显示了人类学研究方法及其发现对于决策的重要意义。以埃文斯－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为首的《非洲政治制度》的几位西方人类学者，没有任何政治学理论的专业背景，对西方政治哲学也兴趣索然。但他们自认为这就是他们得天独厚的优势所在。在该书序言中，有这么一段颇具相对主义意味的陈述：“我们尚未发现政治哲学家们的理论，能有助于理解我们所研究的社会，而且我们认为那些理论没有什么科学价值”（Fortes and Evans-Pritchard 1940：4）。言下之意，只有采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实地考察方法，才是了解非洲大陆政治制度和实践唯一途径。由于得到带有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结构－功能主义”印记的田野训练之真传，这些后来成为“非洲学派”主力的人类学家能以整体论的视角对两种类型的政体进行聚焦。一种是处于国家发展初级阶段的君主集权等级制社会另一种是所谓“政府不存在”的“无首脑”的南苏丹努尔人主导的社会（即埃文斯-普理查德本人所撰民族志《努尔人》的研究主体）。

拉德克利夫－布朗本人为该书写了前言。在他看来，《非洲政治制度》较先前研究的一个显著不同点就是将宗族作为政治关系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人际关系组织的一种模式。当然，书中所采用的观察比较、类型划分、和概括综合也是他一向推崇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非洲学派”在实地考察中强调构成社会系统的各个制度如亲族、婚姻、宗教和政治制度之间相互关联和互为依存的特性（Fortes and Evans-Pritchard 1940：5），比将单个政体抽离出其所在社会和文化语境的传统方法的确更能反映田野实况。

除了本书难以洗刷的殖民背景这一污点之外，它被贴上的“非洲学派”标签所承继的一些特征如：涂尔干范式（功能主义取向），聚焦于共时的“民族志瞬间”而忽视历史变迁，着迷于貌似单纯的宗族和亲属的微观政治，而刻意回避的复杂的殖民政策实施过程。这一切都使这部政治人类学经典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类学者攻击的靶子。该书作者之一格鲁克曼（Gluckman）的弟子贝雷（Bailey）所创的重视个人行动策略的博弈论，使得《非洲政治制度》一书所强调的结构功能主义研究模式，在政治人类学领域寿终正寝。

注：文中提到的著作为：

Galtung，Johan. 1967. Scientific Colonialism, Transition,vol. 30.

复旦人类学 潘天舒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