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ul Rabinow. French DNA: Troublein Purgator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法国DNA：炼狱之旅》的开篇，是1994年发生在巴黎的一桩“丑闻”。法国最著名的基因实验室，法国人类多态性研究中心（CEPH，theCentre d’Etude du Polymorphisme Humain）和美国一家新兴的生物技术公司千禧年制药（Millennium Pharmaceuticals, Inc.）计划达成的合作协议突然被法国政府叫停。法国政府认为CEPH正处于出卖国家最珍贵的东西——“法国DNA”的危险边缘。以这一事件为切入点，以CEPH的科技主管丹尼尔·科恩（Daniel Cohen）、千禧年制药的创始人埃里克·兰得（Eric Lander）等几位关键人物为中心，《法国DNA》一书详述了这桩风波前后法国基因研究实验室和法国政府、法国肌病协会（AFM）、美国制药企业、患者群体之间的恩怨纠葛，并勾勒出在法国二战以来的生物伦理学图景中，基因、血液和生命如何被视为集体和国家的宝贵遗产、成为高于个人的善意和尊严的象征。
《法国DNA》的作者保罗·拉比诺受丹尼尔·科恩个人的邀请进入CEPH，于1994年1月到7月开展田野。书的前半部分记述了CEPH在科学家的带领下，试图寻找“疾病基因”，并最终在与其他研究机构的角力中胜出，绘制出首张人类基因组地图的过程。CEPH的元老丹尼尔·科恩引入企业管理模式运营实验室，这对实验室基因研究一路领先起到关键作用，但也引起了实验室内部和外界的争议。他一直试图推动两个机构合作以实现优势互补，CEPH已经累积起从法国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患者家庭获得的丰富DNA样本资源，而千禧年制药公司则已开发出能够快速识别基因的顶尖技术，还能够提供丰硕的资金支持。拉比诺在历史梳理中回顾了这两家机构——法国基因研究实验室和美国生物技术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背景：1970年代末的美国，舆论集中于对“重组DNA”安全性的担忧；进入1980年代，舆论则转向对于高等学府和政府支持下的研究和科学、商业和道德之间模糊不清的关系的质疑和论争。在第三章中，读者可以直接阅读到作者的“田野笔记”，CEPH在里程碑式的胜利之后发生的故事被他用现在时态以观察片段和对话的形式记录下来。
《法国DNA》一书的后半部分则是对于“法国DNA”说辞植根的法国生命政治文化的探讨和分析。拉比诺认为现今法国对于身体组织是国家遗产的观念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在战争期间为支持抵抗外敌的献血行为中，血液成为一种自愿捐献的无偿礼物，成为国家团结的象征和给自由卫士的献礼。“最重要的联系在于捐献者之间……和血液接受者之间的联系是次要的”，（p.85）特殊的历史背景赋予了法国血液“神圣”价值，也正因此，在1980年代血液捐赠面临HIV病毒感染的危机中，法国迟迟没有进行对可能被污染的血液的检测。正如同绝不能被出售或交换的“法国血液”一样，从血液中抽取的DNA也不属于个人，而是集体和国家的珍贵遗产，是而在CEPH和千禧年签约关头，出现了“法国DNA”一说。书中引用一位法国国家伦理委员会成员的话，“基因组并不神圣：神圣的是和我们赋予人性相关的观念的价值”（p.110），但在这套法国国家伦理委员会所秉承的崇尚生命尊严的人文主义道德话语和价值取向之下，却是现实中法律、商业、科学和政府之间相互缠绕的伦理困境：以人的尊严之名，法国法律禁止个人处置自己的身体和身体部位，生命的尊严压倒了个人权利和价值；社会资本的扩张使技术的进步使得看似“纯粹”的科学研究最终仍以产品为导向、不断制造和扩大市场需求；“金钱”和“市场”、“个人”和“公共”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病人群体反对生命伦理原则高于遭受基因疾病苦痛的人生命更重要的声音和国家伦理委员会的准则形成了对立。
《法国DNA》的副标题之所以定为“炼狱之旅”，与拉比诺在法国所遭遇的特定医疗实践和话语有关。在生物伦理学家、记者、哲学家、社会批评家和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科学家对于基因技术的辩争的道德话语中，西方天主教教义中的“炼狱”等宗教概念频频出现。法国天主教会将“炼狱”定义为死亡之前“必要的净化阶段”（p.19），在拉比诺看来，围绕法国人文主义话语形成的是对基因技术引发的后果的深重担忧和认为未来必须得到救赎的信念，恰如同“炼狱”，通往“灵魂净化”彼端的现在，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模糊地带和过程。
这本书的作者，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教授，在医学人类学和科学技术研究领域（STS）的著作丰硕。他在芝加哥人类学系学习时师从阐释主义人类学大师格尔茨。他最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或许当数于他博士论文的副产品，1977年出版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这部反思性人类学著作将对田野工作方法本身和人类学知识生产的方式当作研究对象，助推了随后到来的20世纪80、90年代的后现代思潮和对“写文化”的热辩。除了致力于福柯思想研究和推广，编写出版福柯著述之外，拉比诺也实践着“当下的人类学”，对于生物科学领域的发展前沿保持密切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比诺开始关注分子生物学尤其是基因学的发展，并在美国和法国的实验室和基因技术公司进行人类学田野研究。1996年出版的《PCR传奇：一个生物技术的故事》（Making PCR, A Story of Biotechnology）就是拉比诺在西特斯生物技术公司进行参与观察，记录和反思当代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的出现和应用过程的成果。于1999年出版《法国DNA：炼狱之旅》后，拉比诺又与塔利亚·丹－科恩（Talia Dan-Cohen）在2006年合作出版《造就未来的机器：生物技术编年史》（A Machine to Make a Future：Biotech Chronicles），继续通过对研究加利福尼亚塞雷拉基因组公司（Celera Diagnostics）的研究，揭示可以将基因组研究转化为诊断结果和医疗产品的技术对医疗卫生被理解、实践和管理的新方式带来的影响，呈现科学发明和基因技术的社会性和复杂性。
在初读《法国DNA》这本书时，也许你会对这本“民族志”的写法感到困惑。这本书的架构和经典民族志的写法有很大不同，书中涉及的由“法国DNA”风波所引出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和正在发生的人事之间似乎没有清晰的串联线索。拉比诺援引萨林斯对于“事件”的定义来揭示他的写作风格，“一个事件不是仅仅简单地在世上就发生了：它是一个特定的开端和一个给定的象征系统之间的联系。意义得到实现……仅仅是作为言语和行动的事件时。事件是系统的实证形式”。（p.180）STS研究中的“assemblage”、“coproduction”等关键概念或许有助于理解拉比诺的写作风格，基因、科学、宗教、商业、国家，当下在这场风波前后出场、搅动波澜的各方，无不是彼此渗透，紧密交织，基因组学、生物伦理、病人群体、企业资本和不同国家的政府在舞台上上演着没有预演的多重奏。《法国DNA》一书以“人类学的当下”作为尾声一章的标题，并将拉比诺一直主张的“当下的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作为研究方法来探讨。拉比诺对他探索和实践的“当下的人类学”和福柯所提的“当下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特别作出了区分，认为后者仅仅是对当下某个问题的诊断后以谱系学的方法追溯其形成，但并非聚焦正在发生的事情作出本质性的讨论。拉比诺所定义的“当下的人类学”，意不在对一系列的事件作出“厚描”或进行“评论”，因此在这本书中，看不到格尔茨、萨林斯或列维－斯特劳斯各自倾力诠释的大写的“文化”，也看不到传统意义上民族志写作中和田野数据泾渭分明、用经验材料来检验其解释力、生产出一个又一个案例研究的所谓“理论”。
2015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提出美国的精准医疗计划之后，中国科技部也于同年三月召开中国首次精准医学战略专家会议，计划在2030年前投入600亿加速精准医疗行业的发展。可以预见，围绕基因学衍生的基因测序、基因诊断和基因检测等已经成为投资热门的行业将在“大数据时代”持续得到巨额资本的青睐。拉比诺所勾勒的《法国DNA》图景和他所力倡的“当下的人类学”，对于本土人类学家参与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基因技术和其引发的生物伦理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和书写“正在发生的历史”的方式，仍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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