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mergence of Capitalism in China
本书名为“穿三件套的龙：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引人注意的是，作者Doug Guthrie在书名中即为读者描绘出一个视觉上显著的文化冲突场景。当表面上的西方企业制度建立在中国特殊历史和社会情境中，就像一条巨大而傲慢的中国龙挤进了一身西式套装里。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中面临的各种适应性问题考验着整个国家与社会。中国经济变革的主要引擎是什么？这实际上是作者Doug Guthrie想要解答的最为核心的问题。企业可以将新的制度结构化，就像管理者们可以穿上三件套的西装坐在西式的办公厅里，但是对于企业在中国社会变革中如何真正运作来说，这种表面的改变又意味着什么呢？
本书的作者Doug Guthrie现任苹果公司大学高级总管和资深教授。在此之前曾任纽约大学商学院社会学和组织管理学的联席教授，同时也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担任兼职教授。他于1997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是管理学、领导力、公司治理以及中国经济改革。本书即写作于他的博士阶段。Doug Guthrie曾在1995年到上海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学习公司制度，与企业管理者对话，收集企业的决策和商业行为，甚至直接参与到企业和外资的谈判中。可以说，他是第一个对198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企业如何快速变革进行了详细记述的学者。正因如此，本书对当时中国的企业管理和组织结构调整有着相当丰富的细节记录以及独特的研究视角。
中国企业转型的高潮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整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寻求组织结构和策略的调整以适应这场变革。同时，他们迫切希望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来了，我们通晓现代社会的商业规则和做生意的方式。“现代企业制度”和“跟国际接轨”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企业中最为流行的组织观念和口号。中国企业所做的努力包括建立正式的、合理的组织结构和企业等级制度，彻底改造原本自上而下的，极具个体权威关系的组织结构。在劳动关系方面，企业变革工资福利和员工激励制度，对劳动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义，终身就业制度被宣告彻底终结。他们更多地开始展开正式的申诉程序，更加尊重诸如中国国际仲裁委员会这样的国际机构。
经济学家们试图用经济原理解释这一行动，他们认为是市场驱动效率从而引起了中国企业的自发变革，追求效率和利益最大化是一种市场的本能。然而Doug Guthrie在大量的田野调查中意识到，那些抽象的、先验的市场原则根本不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国企业在变革中所采取的经济策略和结构调整本质上是中国企业“模仿”那些在市场中被认可的企业模式，而西方企业正是符合这样标准的模仿对象。模仿的原因并非出于效率的驱动，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样的结构类型更具市场悟性（market savvy）。
中国企业转型处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政治导向性的历史阶段，经济行动者们如何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中做出当下的选择，追逐利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大化只是许许多多可能原因中的两项，规避市场不确定性、市场中其它行动者的刺激、以及来自新的法律制度和政府机构的政治压力是更为关键的因素。Doug Guthrie提出，中国企业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政治制度以及他们所经历的经济不确定性的双重结合共同塑造了中国企业的“模仿”行为。他们要想在中国经济转型引发的快速增长的不确定性和动荡的市场中求得生存，就必须模仿那些先进的市场行动者的经验以看上去最具市场悟性，同时也可以在海外投资者眼中看起来更加正规合法而被接受。
中国企业采取的一系列企业结构变革确实产生了部分实质性的结果。比如随着企业正式聘用程序的建立，管理者在聘用决定中太太减弱了个人关系的影响力，工作领域中权威关系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企业在经济决策中对非正式关系网络和社会纽带的依赖仍然普遍存在。
另外，经济学理论通常认为，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环境中，价格由市场自发决定。价格机制通过信息的传递高效地组织起经济活动，并且驱使生产者采取更加高效的生产方式。但作者认为，定价机制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社会塑造的，经济行动者根据社会关系网络和制度环境做出定价决策。在中国，定价机制是社会的和政治的。更进一步说，市场是社会的塑造。Doug Guthrie的这一观点实际上体现了人类学、社会学与传统经济学理论在市场问题上的典型分歧。
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在书中还强调了“道路独立”（Path Independence）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重要影响。道路独立，意思是先前存在的制度、结构和状态决定了当前改革的不同道路。在一个存在独立文化、历史背景的社会中思考那些普世的经济改革蓝图抑或是抽象的经济原则是毫无意义的。正如David Stark所说，新的制度总是建立在旧的遗产，或者说“废墟”之上。中国的经济转型和企业改革并不是一个过程必然西方化，或者经营方式必然遵从理性和利润最大化的行动。旧的惯习，中国强大的国家管理，以及曾经计划经济的结构将继续对企业行动和变革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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