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哈佛大学资深人类学家梅伯里-路易斯（Maybury-Lewis）因罹患帕金森病在家中平静辞世。当梅伯里-路易斯去世的消息传至巴西沙万特（Akwẽ-Shavante也称Xavánte）土著居住区时，整个部落笼罩在无限哀伤之中。作为20世纪哈佛大学率先践行“有良知人类学”（an anthropology of conscience）理想的一位全职教授，梅伯里-路易斯与沙万特土著部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渊源可以用两部专著（《野蛮与天真》和《沙万特社会》）、一个组织（基于哈佛大学的文化生存组织）和一部20集的民族志影片（《千年禧》）来总结和概括。

图为梅伯里-路易斯教授

       哈佛教授与“蛮荒部落”同呼吸共命运的这段佳话始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在牛津大学念本科的梅伯里-路易斯厌倦了从旅行札记(如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了解被西班牙征服的南美风土人情，同时也难挡希望亲身体验“他者”文化的浪漫冲动，对四个世纪以来逐渐变得遥远和奇异的所谓“化外之民”充满难以名状的好奇（或者说是猎奇）。在一位德国学者的鼓励下，梅伯里-路易斯终于携家带口前往位于巴西亚马逊流域的谢伦特（Xerente）和沙万特（Xavante）人聚居区进行田野研究。那段难忘的田野经历成了他写作《野蛮与天真》（The Savage andthe Innocent）和《沙万特社会》（Akwẽ-Shavante Society）的主要素材来源。前者是轰动一时的田野札记，后者则是以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论文为基础编辑而成的一部民族志。

图为梅伯里-路易斯教授及亚马逊流域的部落人群

       本人在1995年春有幸以硕士生身份主修1995年梅伯里-路易斯教授的亲族研究讨论课程（Kinship Seminar）。在课上本人无法加入被博士生们主导的发言和争辩，只能在下课间隙与梅伯里-路易斯闲聊他在课上极少提及的首次田野遭遇。我记得他说起沙万特部落中一位认他为兄长的女孩，与他们全家朝夕相处，却在他们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怀孕生子的奇事。然而他始终不忘强调的令他始终难以忘怀的残酷现实。在当时他和妻子皮娅（Pia）已经看到巴西的工业化进程在逼迫沙万特人放弃令他们自豪的文化传统，听从传教士的教诲并且乖乖地成为乡村贫民的一员。然而，在他看来，沙万特人完全可以有这样的选择，即：保留自己的土地和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同时参与巴西的经济建设。梅伯里-路易斯和他的妻子坚信沙万特人应该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绝大多数巴西国内外的白人族群却倾向于听任这样的“蛮荒部落”自生自灭。

      《野蛮与天真》一书中收录了不少他在上世纪中叶与沙万特人交往的轶闻趣事。沙万特人在当时有“最狂野的印第安人”和“吃人生番”的恶名，以残杀无数白人入侵者而著称。梅伯里-路易斯没有像早期人类学者以浪漫的笔调来美化沙万特人，将其提升到“高尚野蛮人”（NobleSavages）的地位。他在书中刻意揭示的并不是奇风异俗，而是在西方人肆意侵占的现实面前毫无招架之力的可怜情状。当梅伯里-路易斯一家初来乍到时，沙万特和邻近谢伦特人对不速之客的敌意和厌恶渐渐发展成互存疑窦。而当梅伯里-路易斯蹒跚学步的儿子很快入境随俗之后，成年人间对文化他者的揣测用心终于为一种不甚完美却极为真诚的人间普世之爱所替代。书中的黑白照片记录了一个个珍贵的田野瞬间：他妻子皮娅怀抱儿子与当地妇女热情交谈、梅伯里-路易斯本人光着背脊骑驴过河以及他儿子和部落小伙伴裸身嬉戏等等。这些影像是对《野蛮与天真》主题的辩证诠释。可以说，在后现代思潮袭击人类学之前，这本田野札记就已开反思民族志创作实践的先河。

       如果《野蛮与天真》让梅伯里-路易斯一举成名的话，《沙万特社会》则是他建立学术地位的成名之作。芝加哥大学人类学资深教授特纳认为此书是第一部全面研究巴西原著民的人类学著作。在书中梅伯里-路易斯以简洁优美的文字描绘和分析沙万特社会的结构形式、日常生活体验以及当地人二元思维和社会组织的理论意景。早在19世纪中叶沙万特人就放弃了毗邻谢伦特的聚居地，在马托格罗索州的偏远地区安营扎寨。本书试图为理解当代沙万特社会实践提供一套准则。梅伯里-路易斯探索能否以民族志的形式来展现这一准则，使之能解释沙万特社会制度的运行机制。为了佐证沙万特人二元思维和社会组织二元原则的某种普适性，梅伯里-路易斯不无调侃地指出了美国政治过程中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的特点和规律。书中不乏对帮派主义、亲族关系、年龄段组和仪式的精彩记述。对当地人使用规则的智慧及其未预结局的解读，构成了梅伯里-路易斯挑战和推翻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范式的一部实证基础（法国学者布迪厄在10年之后才做了类似的尝试）。

       尽管题材和格式迥异，两书的写作宗旨都是为了唤起学界内外有识之士对沙万特人未卜命运的关注。高速公路的修建使大量外来居民和商业机构涌入沙万特的居住地，对当地社会造成空前的威胁。沙万特人即将失去的不仅是土地财产，还有维系其自尊和记忆的文化。1972年，梅伯里-路易斯和丹麦裔妻子皮娅共同成立了哈佛大学人类学第一个非政府组织—文化生存（Cultural Survival），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之内包括沙万特人在内的广大原住民开始有可能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可持续发展和环保主义的论争和实践。

       毫无疑问，《天真和野蛮》与《沙万特社会》两书是梅伯里-路易斯成为哈佛人类学第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作品。

复旦人类学 潘天舒 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