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推荐：《村庄里的闲话》
薛亚利著，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2009
仔细观察最近这几年的图书市场，会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乡土纪实作品不仅叫座，而且叫卖。在书业普遍萧条、本土原创人文作品越来越乏人关注的背景下，这一类型作品的走俏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奇迹。乡村纪实类作品中的优秀者，近年来频频在国内乃至华语文学圈获奖，近年来这类作品似乎已经给整个书业带来了一股极为强力的“热旋风”。
在当今中国农村社会的巨变中，许多微小却是传统乡土社会的特征在潜移默化甚至不知不觉地过程中一一消失了。于是当传统的真正的农村不存在的时候，我们对其的研究大概只能通过文献或影视资料进行，再也没有机会进入一个鲜活的农村场地。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进入自己熟悉的农村进行原生态题材的记录调研，无疑是具有长远眼光的。
2008年，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薛亚利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村庄里的闲话》，她将当时国内学者关注不多的“闲话”作为认识和了解村庄生活的有效途径。薛连续数月待在一个村庄里收集资料，以日常研究方法将生活中熟悉的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也保证了本次研究突出的实证色彩。薛亚利明确限定了研究范围，只研究村庄里的闲话，大大缩小了闲话现象的范围。这个范围限定也与她的成长背景有关，薛亚利回到了她生活过的家乡，一个她熟悉并具有掌控能力的场景中。
薛亚利以生动的文字再现了乡土社会中的原生态的闲话，其中既包括静态闲话和动态闲话的描述，又有闲话的功能与意义及其同权力关系的阐述。作者在书中介绍了闲话的趣味性一面——娱乐功能，和常识理解的一样，娱乐性的闲话确能带来情感的愉悦，但是作者给出了超越常识的阐释，娱乐闲话中娱乐对象的选择带有一定的道德性目标，而且娱乐闲话所引发的的群体性笑声包含着轻微的戏谑，这种戏谑就是最轻微形式的道德谴责，娱乐闲话也有其深意。
薛亚利独特的发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薛提出闲话是一种道德话语转化机制。这个观点最早是1963年由Max Gluckman在论文Gossip and Scandal中提出的，认为闲话有一种积极作用，即维护社区的价值观。拉波特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中总结了人类学家对流言（Gossip）蜚语（Scandal）的三个主要观点，其中一个经常被引证的是功能主义的观点，即“流言蜚语有助于维系群体的统一、道德和历史。流言蜚语的本质是借助公共传统的预期不断的（非正式或间接的）从负面对行为进行评价和判断。”也就是说，闲话（gossip）表明了一种保守的群体意识，任何与这种意识不符的行为，都会遭到人们用闲话施加的非正式压力。《人类学的四个讲座：谣言、想象、身体、历史》中也论证了在传统社会，谣言和闲话在何等程度上维持了社区的边界（有时是通过引发暴力惩罚的方式）。
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闲话作为一种话语，具有将日常生活时间转化为道德实践的能力，因为它本身内含有一定的道德化机制，即“削平”和“磨尖”的话语叙述形式，削平意味着对日常生活时间冗碎事实的简化或隐去处理，而磨尖意味着对那些关系到社会关系事实的道德性评价的孕育和生产。闲话道德机制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为什么传统社会是一个到的共同体”这一疑问做出了回答，正是这些遍布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闲话，将生活中发生的细小事件转化为一个个道德性的评审事件，让村庄成员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人，这使得闲话具有一定的威慑力。此外，薛还通过后现代的身体分析视角来解释闲话的功能履行。她认为闲话是一个村庄关系运作监控的视阈网，因为人人讲闲话且都被认为是讲闲话，那么闲话所形成的视阈网对村庄内部成员而言，无疑就是一种全方位的监控。闲话作为一种看似日常对话的话语形态，却包含真正的威慑力量。生活在闲话监控视阈网下的村庄内部成员，会因为闲话的道德评判收敛、调整或改变自己的个人行为。
其二，薛提出闲话功能的作用存在一定域限空间及其条件。她从村庄的社会空间和社会资源的变化角度来反观闲话功能的失效问题，从而发现了闲话功能发挥所存在的上下域限。闲话，对村庄里那些相对力量均衡及资源均分的成员最有影响力；而那些通过“内敛”或“外输”资源形成的联合性社会力量，他们通常表现为某种特殊的身份个人或群体，他们或游离出闲话监控社会空间，或直接对抗闲话，这时闲话对他们反而难以发挥作用。作者对村庄内部家族势力和外部国家去那里介入的强势表现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
其三，薛回归了自己进行此项研究的最初目的：对闲话的研究可以透视乡土社会的变化。闲话首先是一种面对面的话语沟通形式，正是通过闲话的沟通作用，村庄内部的成员才构成一种真正的熟人关系及道德性的共同体，该群体的团结凝聚需要闲话的动态存在。闲话的功能只是一种社会结果的呈现，闲话的功能与其内含的乡土社会价值观及道德原则之间有紧密的关系。闲话根源于依赖性的关系群体中，闲话强调团结的价值，再次价值观的喜爱，它排斥流动、分化和竞争性等对团结具有消极一一的行为，正是通过闲话的话语评说，将那些具有“流动”、“分化”和“竞争性”的事件转换为道德性的批判时间，这也是就把那些对村庄共同体的团结稳定构成威胁的东西消解了。
然而，村庄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以对成员熟人关系中的冷漠表现的闲话评判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村庄的某种阶梯型的渐变。目前，村庄已呈现明显的流动和分化趋势，开始有些成员从这个原始的共同体中游离或者脱离出去，趋多的城乡流动让一部分人完全从村庄里走了出去，熟人关系的人际距离拉大，情感冷漠开始成为村庄内部成员关系的正常化特征。固然目前村庄鲜花中对其还有矛盾性的认识：一方面是抱怨，认定情感冷漠是道德品质的问题性表现；另一方面是无奈，又认定其是特定时代和特定人群行为的必然性表现。但是熟人关系中的“熟悉”必然地进入到了逆转阶段，“陌生化”开始呈现。在闲话的众多批判对象中，“流动”、“分化”今和“竞争”首当其中，这些既是村庄道德团结所一贯排斥的，也是目前村庄的道德团结正在经受着的考研，因为这意味着村庄最核心的团结友好的价值观开始遭受到挑战，同质性的道德认同中潜入了异质性的评价，跨域流动和市场经济及其相生的竞争观念及规则意识，开始进入到闲话所依从的传统道德规范即格外强调团结内守的道德观念及规范中去。这个是从此意义上看，薛亚利认为闲话透视了乡土社会的变化。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薛亚利的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在国内对闲话研究出于分散并且集中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语态之时，薛将文献综述的系统着力点落在了西方人类学家对闲话研究的方法论及研究视角两点上。
薛亚利将上世纪六十年代关于闲话的争论作为研究回顾的起点，闲话到底是维持群体成员间团结的纽带还是追求个人利益的表现？在薛所引用的文献中，闲话所对应的英文单词是‘gossip’。上文已经涉及，Gossip在国内的文献翻译中，同时对应了“流言”和“闲话”，前者在早期谣言研究最高峰，1948年出版的《谣言心理学》（Psychology of Rumor）中和“谣言”（rumor）的概念一起并置研究。作为一再被应用的经典之作，《谣言心理学》开启了一个被研究者广泛采用的社会和历史研究的切入点。
心理学家、传播学家关心谣言的发生、传播机制及社会心理层面，政治家关心谣言与社会动员和政治对抗中的作用，那么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则将“谣言”（rumor）扩展到“闲话”（gossip）来观察和了解一个社会。薛亚利对这两者做了区别和联系，“闲话”的传播范围通常更小，也不一定是不实之词，但确实常常也是谣传。在一些社会环境下，谣言和闲话的边界是相当模糊的。如中世纪猎巫时，受害者在遭受惩罚前，早已有多年被谣言和闲话所包围（参见《与巫为邻》一书）。薛以五个关键词定义了闲话：一定的人际交往范围、一定信任度的两人及以上，不在场，非正式和他人及相关事宜的评说。其后着，薛从对象、真实性、时效性、传播范围对闲话、谣言、流言进行了区分。但这种区分显得比较生硬，因为在薛的文献综述中，如‘The Origins of Gossip’（Christopher T.Doherty）, ‘Rumor’（Kapferer,J.N），还有上文提到的Gluckman,M 两部代表作 ‘Gossip and Scandal’和‘Psychological，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icalExplanation of Witchcraft and Gossip: A Clarification . Man, New series’等等，都是将流言和谣言包含在了对闲话的讨论之中。2012年Bianca,B. 和Gerben,A. 合作的 ‘Why People Gossip: An Empirical Analysisof Social Motives’ 则是明确将流言和谣言作为了闲话的子集。
读者在阅读中，能感到薛亚利似乎有意避开将谣言作为研究对象，而更趋向对一些行为中立但是被闲话附加道德评述的内容的讨论，这不得说不说是一个遗憾。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这三本书都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社会人类学的观点，来解剖清代中叶和晚清时期受谣言影响的中国社会。在它们所叙述的时期，都出现了一些只有在中国文化环境下才会出现的谣言类型，在这里，谣言实际上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产生出这类谣言的社会是怎样一个社会。杨念群在《再造病人》一书中则认为，近代中国的许多“所谓谣言就很可能仅仅是民间信仰的一种表达方式”。
因而如果薛亚利能在研究中，将谣言作为闲话的子集，可能讨论会更多的涉及到文化人类学的范畴。闲话一般来说不是谎言，但薛的研究已然透露出闲话确实也像谣言一样，经常会掩盖或特意揭露部分消极事实。闲话具有更广泛的特点：信息传播（information）、亲密（friendship）、娱乐（amusement）和控制性影响（influence）。其中的“亲密”功能，是一般的谣言所无的，另外闲话具有的权力弥散和内耗的特点，难以被动员和组织，这与谣言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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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薛亚利,村庄里的闲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Dunbar, R. I. M.(2004). Gossip i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8, 100–110.
Gluckman, M.(1963). Gossip and scandal. Current Anthropology, 4, 307–316.
Bianca,B.& Gerben,A.(2012). Why People Gossip: AnEmpirical Analysis of Social Motives,
Rosnow, R. L.(1977). Gossip and marketplace psycholog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7,158–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