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是Michael Herzfeld对James C. Scott的《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一书的书评。Scott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分析了各国主导的大型规划项目遭遇失败的例子。Herzfeld认为，Scott在该书中提供了对国家权力光学的全面理解，并展示了深受现代主义影响的官僚逻辑是如何封闭边缘公民和官僚本身的社会和文化世界的。进而，Scott批判了国家在现代主义影响下发展的“效率崇拜（cult of efficiency）”话语，及其带来的有害的还原论。但是，Herzfeld也指出了该书存在几点不足：其一，该书与Scott的一些前作一样，过度概括了“抵抗”（resistance）的概念；其二，该书也低估了地方官僚与居民的共谋对国家计划实践的影响；其三，该书不加批判地延续了西方主流历史概念和叙述方式。

一、《国家的视角》一书的主要观点

James C. Scott在《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中通过分析各国那些试图改善人民状况的发展项目是如何失败的，提出了对这些国家及其代理人的两项批判。其一，Scott批判规范 “正式”知识的拥有者（意即国家行动的代理人，如科学家等）们对这些知识盲目信任。这些人贬抑当地居民的地方非正式知识（Scott用古希腊词语mētis去形容这种知识），这反映出他们对理性、科学的自负，而他们实际上缺乏对地方具体情况的了解，对国家计划的在地实施无益。其二，Scott批判国家指定并利用一系列正式知识去压制mētis，来实现它们对社会的控制。这种批判是政治的，Scott意在强调国家对复杂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情况进行了一厢情愿的强制简化，以达成它们对高度现代主义审美信仰的追求，加强它们的控制和征收能力。这种简化常以独裁权力作为保障，依靠官僚阶层推行，往往造成社会灾难。

James Scott

二、Herzfeld对《国家的视角》一书内容的简要评介

纵观Scott的《国家的视角》一书，Herzfeld首先认为，Scott的分析涵盖了丰富的内容，既分析了国家的政策、行动逻辑，也对高度现代主义国家中活跃在限制性形式中的当地非正式亲密知识给予关注。Scott在国家建设和政治治理的大背景下，解构了Johannes Fabian认识到的高度现代主义中的“视觉论（visualist）”偏见，讨论了政治的光学与有关组织化、比率化（ratio-nalization）与控制的美学。Scott通过在文中特别关注城市形态的问题，捕捉到国家视觉主义（state visualism）的相关动态。Scott指出，国家改造了社会关系，将社会群体简化分类为顺从者（conformists）和边缘者（marginals），并将这些类别关系映射到城市空间中。国家重新塑造了特定人群与特定空间的关系，并通过视觉表现赋予其某种潜在本质，进而开展一种符号学式的管理。Scott和Fabian的研究符合当时人类学界的广泛关切，对普遍理性、计划国家的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官僚主义逻辑的象征性操纵进行批判。

其次，Scott的研究还有效地对抗了包括Anthony Giddens在内的许多现代主义学者在“传统（tradition）”和“现代性（modernity）”之间竖起的安全屏障，让人们重新关注到诸如希腊和印度这样的地方。这些地方曾被高度现代主义归入一个定义模糊的过去，成为历史和传统的容器而被排除在现代性之外。但是，Scott的研究揭示了这些已经步入现代主义的民族国家或地区是如何对其历史资源进行重塑和利用的。在这些国家中，即使是以对过去的忠实复制为标志的历史保护行为，也在致力于创造对未来发展开放的景观和功能性的分离、分隔。例如，新国家的政府常沿用本地的命名习惯用法，但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转换它们的底层逻辑，完成对社会关系和地区历史的重新确定和清晰化。Herzfeld认为，Scott打破传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全球历史的大规模生产。

不过，Herzfeld认为遗憾的是，Scott在这部分没有提到国家将物质化的过去重新配置为“遗产（heritage）”的这一举措。这一术语同样是日益全球化的，展示了国家通过将已有的时间和空间边缘化以达到政治控制的过程。例如Scott提到的，Baron Haussmann男爵对巴黎城进行了压制性的重新配置，促进了对一个潜伏着不稳定力量的首都的军事控制。

Herzfeld也在此指出Scott在《弱者的武器》（1985）和《统治与抵抗的艺术》（1992）等书中不断阐发的“抵抗(resistance)”概念的问题。Herzfeld认为，Scott没有很好地帮助人们理解弱者如何在巨大的不利条件下行使有效的抵抗。他呈现给读者们这些弱者抵抗的主张，却没有让读者们很好地理解他们抵抗的意图、计划以及最终效果，弱者们抵抗的机制（agency）仍然是不透明的。

其三，Herzfeld认为，Scott引领我们认识到某些国家（如希腊和泰国）宣扬的对国家独立主体的热爱和它们强调的独立、反殖民的官方历史学（用集体英雄名字命名街道、树立纪念碑等都是树立这种官方历史学的具体方式），正是促进了全球殖民主义在其国内的复制。在实践过程中，领导人经常模仿西方的文明模式，将其作为巩固他们自己的内部权威和外部准入的一种手段。这些国家的现代治国之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内部殖民计划，其贯彻了以往帝国主义提出的“文明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

例如，官方的希腊史学强调希腊是被西方从“东方（oriental）”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拯救出来的，因此他们选择内化西方理性并将国家官僚机构的低效与腐败归罪于奥斯曼帝国的遗留。他们特别热衷于拒绝奥斯曼当局在几个世纪以来发展的非正式但有效的近似方法，尽管当地的现实情况已经十分糟糕。而泰国采取的是激进的东方主义，希望在关键方面与西方保持距离，却也内化了一套西方式的现代化集权逻辑。泰国政府将曼谷老城中的居民赶出城中心，为的是在曼谷城中建立“亚洲香榭丽舍大街（Champs – Elysées of Asia）”般的现代化景观。简言之，希腊想标榜自身为西方历史文明的源流，而泰国也参照西方定义自身，意图与其平起平坐。就此Scott还指出了可贵的一点，即在这些国家中，官僚自觉地在实施符合国家目的的方针，而这些方针其实并没有代表广大公民的利益。

最后，Herzfeld认为他与Scott对于国家的理解存在共识，即他们都认为在缺乏被高度现代主义项目贬低的社会根植性实践知识的情况下，国家无法发挥自身条件以完成其计划。Scott坚持认为，这些国家项目应该对更大的社会背景做出反应。这些背景是广泛利益的复合体，包括那些弱势群体的利益。他把国家现代主义者的计划看作一种令人困扰的“信仰（faith）”，这与Herzfeld把官僚逻辑称为“宇宙论（cosmology）”类似。进而，他们二者都同意，如果当局没有试图掩盖这些混乱的居民，它们规划中的现代主义项目如首都城市等就无法运转。它们分类人群、规划空间、简化关系的目的是让那些不守规矩的公民远离它们视线，但它们也永远不会让这些人失去控制。

按照这种观点，官方否认这些肮脏秘密的存在这一行为本身就是虚伪的，因为它们是必要存在的。但是，很明显如果国家为了自身规划强力推行简化政策（常包括驱逐人群与重塑空间），那么它永远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和配合。人民与国家之间需要维持一个熟悉的舒适间隔，即使这违反了官方的文化和道德准则。Herzfeld认为在这一必要存在的灰色舒适区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国家各级职能部门的官僚。但是，他也发现Scott并没有在其著作中对官僚这一关键中介主体做出足够细致的分析，他后文中对Scott此书的批评也有围绕这一点展开。

Michael Herzfeld

三、Herzfeld认为《国家的视角》一书存在的不足

Herzfeld认为Scott的观点表述主要存在三点不足。

其一，Scott作为人类学者，无疑对农民和其他体力劳动者赋予了感性的理解。但是，他缺乏对国家职能部门及其官僚成员的敏感认识。尽管Scott认识到当地参与者的文化价值观以及他们将科学和科学规划视为自身社会嵌入实践的重要性，但是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Scott对官僚主体的处理仍然是十分单一化的，他没有对官僚所处的特定文化和社会环境给予足够的关注。这令人吃惊，也显示了Scott的表述可能存在立场先行的问题，预设有对国家和官僚的抵抗态度（Herzfeld对Scott的抵抗概念的批判在前文中已有叙述）。

Herzfeld认为在这一点上，Scott的视角受到了他自身观念与政治倾向的局限。他建议，Scott应该重视官僚的个体自我意识，如官僚群体之中既有仍自视为人民公仆、努力为地方居民减轻国家负担的官僚，也有符合刻板印象、操纵规则以达到自利目的的官僚。进而，Scott应看到官僚也可以出于自身个人利益、依据自身的mētis选择性调整国家计划，而不是简单地把他们看作是腐败的或者缺乏想象力的。如果细致分析官僚在国家与地方居民之间的中介地位，Scott应能捕捉到更具张力的民族志细节

其二，由于第一点不足的影响，Scott没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高度现代主义国家中，某些地方项目就能生存下来甚至繁荣发展（尽管Scott可能将“民主”这一模糊的概念作为答案）。Herzfeld认为，地方居民面对国家和官僚做出的反应不仅有Scott所说的抵抗。他借由自身对希腊政治的研究指出，国家的地方项目之所以能存活甚至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官僚和地方居民的相互妥协与共谋。在实际互动中，不仅地方居民在运用自己的地方知识吸收或者抵抗国家和官僚的管理，地方官僚也在利用自己的地方知识说服许多国家公民尊重他们的“远见卓识”，支持国家计划的在地化实施。而Scott因为没能对国家职能部门和地方行政官僚给予足够的分析和重视，自然没能很好地描述他们与地方居民协商共谋的这一动态。本文的题目或许也是Herzfeld在暗示，Scott自身在写作时也遮蔽了这些社会中的某些亲密知识。

就此，Herzfeld认为，如果将官僚与地方居民的协调与共谋纳入分析，我们可以将边缘少数身份的出现看作是国家行为者与其管理对象群体共享的文化共性的产物。国家对概念、群体的秩序划分从来不是固定的，它经由那些自身身份就在国家官员和“普通人（ordinary folks）”之间摇摆的社会行动者的协商产生。

在这种情况下，Herzfeld认为“民主（democracy）”概念不能很好地避免高度现代主义的国家计划不被滥用，不对地方产生负面效果。因为，“民主”这一概念本身没有清晰的定义（谁算“民”？谁来执行民主？谁来监督民主？），常成为霸权主义遮蔽其目的的面纱。

其三，Scott在描述非正式、难以捉摸的地方实践知识时，转而使用了一个源自古希腊的概念，这显示出他处理西方主流话语的不慎。虽然这看上去与Scott书中的主要内容无关，但是Herzfeld认为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深思。Herzfeld批评道，Scott对古希腊知识的援引表明了已经存在的文化价值等级制度会深深地影响我们对论证风格的选择。Scott选用古希腊术语（mētis）解释现代希腊存在的社会狡诈（social cunning）行为，这实际上在无意中表现了他自己对古希腊文化重要性的认可，希腊现代的政治文化因此遭到无视和贬抑。这也就无意中再现了欧洲中心主义教条中对古希腊文化的推崇。

不过，Herzfeld也表示Scott的问题不是个例，例如在最近，研究现代希腊文化的学者们也还会使用古希腊的词语和概念去翻译现代语言。但是，结合目前大多西方学者已经不能直接阅读古希腊典籍原文的这一情况，出于自身对希腊历史文化的深刻了解，Herzfeld敏感地认识到，对古希腊知识一知半解的推崇和引用会有效地维持西方文化霸权。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确古希腊典故和术语的具体源流历史，我们很容易将其简单套用在当下现实之上，用它们来维护西方行动的正当性。例如，基督教与其希腊(异教)先驱之间长期斗争的典故就很容易与西方高度现代主义的反伊斯兰十字军话语相协调。而人们因为对古希腊知识一知半解，也不能发现这一古希腊典故与现实之间其实不能很好地匹配，自然也不能发现这一联系中的霸权色彩。简言之，对无知的系统性循环有效地确保了世界范围内某一特定文化霸权的延续。Herzfeld就Scott的这一问题表示，学术界人士在批判全球体系和西方文化霸权的时候，也需要反思他们自身有没有不自知地延续了这些体系和霸权。

复旦人类学  刘佳琪 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