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odore C. Bestor, 2004

Tsukiji:fish market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全球化的微观世界

人类学家Bestor通过在日本下町一家寿司店“觅食”的偶然经历而对东京筑地的鱼市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位于东京都中央区的筑地市场（Tsukiji）既是东京的“胃”（pantry)；也是全球金枪鱼贸易的世界中心，牵动着全球海鲜市场的神经。筑地鱼市存在上游和下游两个层级：在上游市场，大型的海鲜生产和运输公司将全球各地的海鲜输送到筑地鱼市，在下游市场，小型的家庭商行再以现金交易的形式将这些海鲜卖给零售商，上游市场和下游市场的结合点---拍卖行（auction house )则充当着联结两个市场的中介。筑地市场的内部运作自有规律，经济活动、社会结构和文化逻辑相互作用，共同维持着市场的秩序。与此同时，由市场内部的各个层级建构的社会网络通过全球性的贸易活动嵌入到宏观的政治经济情境之中，呈现为全球化语境下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互动。

流动的田野

筑地鱼市的人口和商品的流动性大、流动速度快，要在快速的变化过程中把握住稍纵即逝的信息，不得不说是对人类学家田野功力的挑战。Bestor最初是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进入田野的。通过朋友、同事、记者、作家和摄影师的人脉，Bestor不断寻找着能将自己研究对象联系起来的熟络关系因为在鱼市买卖需要特殊的技术，Bestor无法亲自参与和体验，便自创了一种“问询式观察”（inquisitive observation）的方法来代替传统的参与式观察。作为旁观者，Bestor不断地在市场出现，从开始直到结束，观察上游市场和下游市场交易的全过程。针对鱼市生活和工作节奏快的特点，他养成了快速记笔记的习惯，并通过询问不同的人同样的问题，将答案拼凑完整。另外，他还经常栖息在商贩们放松休闲的场所，倾听他们茶余饭后的八卦和生意经。

在进行了5个月左右的调查之后，当地人已然将研究者的出现视为“理所当然”，这使他的身份变得模糊起来。作为一名西方白人，Bestor清楚自己不可能变成当地人，却可能成为一名“熟悉的局外人”（familiar outsider)。对研究对象来说，研究者从哪里来，是被谁介绍进来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研究者已经成为他们的朋友，是值得信任的。Bestor除了关注筑地市场的海鲜贸易，还奔赴日本和海外的其他贸易市场，将筑地鱼市作为全球市场的一个节点，展开扩展性的网络分析。在田野后期，他还经常作为向导，带领朋友、学者、官员和其他行业人员参观。通过与“局外人”的交流，研究者得以反思自己的预设和臆断并不断产生新的问题，田野研究就是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具体情境中的实践者

Bestor将在筑地市场中处于中间位置的批发商置于民族志舞台的中心。这些鱼贩充当着联结全球市场与地方市场的中介，来自全球各地的海鲜通过他们的交易活动流向日本本国的消费市场。作为日本传统饮食文化的守护者，他们以江户时代的重商主义文化（mercantile culture）和下町生活方式（Shitamachi life)来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以家庭为中心的企业运作模式是既是他们的理想，也是现实的生活和工作的实践方式。依靠建立在亲属、同乡、学徒、帮工等机制上的社会关系网络，他们在家庭企业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行会组织，维护自己在市场交易中的利益。这些行会组织以公平和公正为伦理，追求集体利益的最大化。正是依靠这些传统的家庭作坊式的商行所建构起来的带有地方性和极强的亲属观念的社会和文化网络，东京鱼市发展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现代化市场。

Mathews和Bestor所呈现的两类商人的实践活动，似乎可分别对应于格尔兹在《小贩与王子》一书中归纳的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奉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经济人和奉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政治人。无论是哪一种模式的经济活动都难以与文化伦理和价值观分离。

研究问题与理论关怀

Bestor早在前言中表态，“这是一本关于日本市场的书。”“市场”（market)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探讨市场如何通过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得以生成。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三者之间关系的争议，造成了经济人类学“形式论”（formalist）和“实质论”的对立。然而，在Bestor看来，无论是“形式论”还是“实质论”都陷入了“剪刀—石头—布”的困境，难以摆脱谁决定谁的单向度思维。他在Granovetter的“嵌合”（embeddness）理论中加入了布迪厄的实践论，以便在动态的实践过程中探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他反对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将日本文化视为静态模式的理论视角，认为文化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的过程。不仅是文化，经济和社会也从来不是静态的模型。Bestor认为，从长期的过程来看，并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经济、社会和文化是相互嵌合，相互生成的关系：文化维持着结构，结构塑造着经济，经济校正着文化，这是一个无止境的动态循环过程，也是市场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

理性的经济人假设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为了追求纯粹和完美的市场，而将经济与社会和文化分离开来。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西方人将日本称为“经济动物”（economic animal），认为其在政治、思想、文化上的保守状态导致了日本经济的低效率。Bestor通过分析日本筑地鱼市的运作过程，重新论述了经济、社会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实质也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生成的，市场无论离开三者中的哪一方都无法正常运作。人类学总是通过研究他者来绕道理解和反思自我。Bestor教授试图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话，通过对日本市场的研究来质疑和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