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nnis, Simone.2016. Smokefree: A Social, Moral andPolitical Atmosphere. Bloomsbury.

直到本世纪初，针对吸烟行为和吸烟者的人类学研究并不成气候。尽管在许多田野场合里，烟酒消费是参与式观察必不可少的一环（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研究者要么与被研究者一起吞云吐雾，要么被动地吸入大量二手烟或三手烟）。应该说，到目前为止，相较于那些证明烟草对人体健康危害并呼吁大规模戒烟的科学研究项目来说，对于抽烟行为的社会和文化解释显得尤为不足。当然这也为人类学者提供了既接“地气”又接“烟火气”的研究契机。

作者西蒙尼（Simone）认为人类学者在研究中应避免在反对或鼓励抽烟这两种立场中选边站队。她独辟蹊径，主张聚焦（禁烟）战争（即：war），而不是纠结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battle）中采集何种立场（2016: 172）。在书中，她的关切显然不是“人们为什么要吸烟”这类动机性的问题，而是: 当前在澳洲，笼罩着抽烟和抽烟者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道德和政治氛围？在10年精心研究的基础上，西蒙尼在书中对公共空间的大众认知以及构建（针对吸烟的）道德谴责氛围的一些常识性的概念进行了理性审视。她将全书的重点放在聚焦吸烟者和政府之间通过控烟措施而展开的关系分析，而不是常规性对烟草业和公共健康这两股对抗力量进行理论阐述。

澳大利亚被选做主要田野点，显然也是有意为之。为了实现在2030年全民禁烟这一雄伟目标，澳国政府采取了全球范围内最为严厉的管控措施。作者通过生动的田野描述，将读者带到一个个完全敌视吸烟者的空间：在大街小巷里，抽烟者因扩散癌症的自私行为而被呵斥痛骂；在循环播放的电视戒烟宣传广告里，时时展现出实验器皿里盛放的吸烟者遗体解剖后的器官，如同法国奶酪黏性物一般恶心……【这梦魇般的场景在欧美大部分国家都难以想象，更不用说是在我们这个全球首屈一指的烟民大国了】。

多数研究者会着眼于吸烟者的行为模式来找出规范烟草消费的良方。作者西蒙尼却选择对吸烟的日常生活体验进行现象学的分析。在“无烟”的氛围内吸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作者刻意关注的不仅是吸烟者的身份认同，而是他（她）们作为社会行动者是如何利用吸烟（吞云吐雾）来挑战身体、物品、场所和时间之间的边界。比如说，无视法定空间的二手烟透过私人住宅的门窗和墙隙壁缝，如入无人之境。

对于作者来说，思考吸烟意味着思考空气。空气是无限和无历史性（ahistorical）的存在，还是一种饱和的和地方性的物质？作者试图告诉我们将（二手）烟排除出某些空间其实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常识框架，即：空气是一种纯净的由集体互享的资源。通过空气和烟雾，作者力求得到有关“洁净”空气的归属以及政府部门、烟草公司和普通民众（即日常空气呼吸者）三者关系的洞见。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三章介绍了作者的核心概念--“无烟”的氛围。作者描绘了过往“恐吓”式戒烟运动以及其他官方控烟行动的历史图景，从而展现出吸烟者在当下司法化氛围里情不自禁产生的特别联想和意象。在第二部分的第四到第七章，作者深度分析了吸烟者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在吸烟者和不吸烟者获得和吸收控烟信息之时，各种具身化的知识（embodied knowledge）的转化过程。第三到第六章的内容应该会引起医学人类学者的浓厚兴趣，尤其是第三章中作者对人类学理论中理性行动者地位的质疑。作者要求同行早早抛弃借助深度民族志来知晓吸烟动机然后为公众解惑这种想法。她批评人类学者过于草率地加入公共健康的阵营，以至于轻易地失去他（她）们展示知识特长的机会（不得不说，本书的封面设计的确有误导读者的可能性）。在她看来，人类学者在田野实践中更应注意那些“前后自相矛盾的逻辑”，因为那才是构成受访对象日常生活世界的特质。

在本书的第五和第六章，作者对于二手烟和三手烟的分析可圈可点。她以有关瘴气的一套陈旧说辞（与毒化的空气接触而感染疾病）为切入点，将话题引向抽烟分析一般较少涉及的阶级不平等这一维度。当一位打工阶层的吸烟者用烟味来污染（公共）空气，他的行为就被认作是侵犯了中产阶层公民对于没有烟味的正常空气的占有权。作者由此敬告人类学同行：如果一厢情愿地认同全面禁烟的官定目标，那么研究者实际上也参与了在社会和空间层面将吸烟者边缘化的行动。

作者在第六章里尝试对三手烟（吸烟后残留的烟草附着物质）进行田野分析。在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中有关“污染”洞见的导引下，作者暗示读者像三手烟这种藏匿于头发、衣物、沙发、家具和墙纸之中的残留物质，作为一种碍眼的东西（matter out of place），其危险性不言自明。在第七章作者不惜花费笔墨，让读者看到吸烟者是如何用香烟来进行自我表达的。烟草公司会通过广告文宣手段让吸烟者神游四方，而公共卫生机构则将他（她）们拽入腐烂的黑肺深处。而吸烟者在日常生活中却有着将香烟当成一种生命技术（biotechnology）来使用的能耐。作者在书中对一位“调情女梅根”进行了生动的民族志临摹。这位梅根声称香烟使她的手指显得纤长，口吐烟雾也是她在酒吧里驱赶讨人厌的男子的方式（2016:166）。作者由此得到启发，认为对于吸烟的社会功用与手机类似，可以将此作为身体延伸的一部分来进行审视。

就写作思路而言，《无烟》的确展现了作者非同一般的人类学想象力。不过，假设作者选择中国这块世界烟民最多、烟草公司的风水宝地来进行田野考察的话，是否会对这里缺少澳国那种鄙视瘾君子的“无烟”氛围而感到好奇和欣慰或者无耐呢？她能否在公共健康话语的框架之外找到有意思的切入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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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路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