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书 | 推介 《唯一希望》

发布者:刘秋芳发布时间:2022-01-26浏览次数:117



“独一代”成长中的代际与性别关系:

读《唯一希望:在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①



一、本书主题简介

由于学科传统使然,文化/社会人类学的浩瀚卷帛中往往充满了对他者的关注、对异域的探索;但当把这好奇的触角伸向本地,或者仅仅是跟随海外人类学者的视野,从外向内地观察自身所处社会的时候,生活中种种熟视无睹的现象和人群,也顿时变得不那么理所应当起来。如果说,文化相对主义是当今人类学基本价值取向的话,那么,“向外看”时的开放包容少评判,对应的当是“向内看”时的自省反思不假定两者都承认各种“约定俗成”并非既定不变,而不过是时代和环境的造物,种种“与众不同”的背后也都有再普遍不过的因果关系推动。


《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 (Only Hope: Coming of Age under China’s One-Child Policy) 便是这样一本在最寻常的场景下挖掘不寻常的民族志。作者Vanessa Fong(冯文)作为一名华裔女性学者,于19972000年间,总共历时两年,在中国大连三所不同层次的中学任教,并通过课外辅导、家庭访问、住家交流等方式,最终与31个家庭建立了独特的友谊,其通过参与观察得来的有关学生家庭生活的民族志材料,辅以问卷调查与访谈数据,为这本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都市民族志提供了详实的资料来源。


作为“在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的八零后一员,借助“他者”的眼光,我看到的是对于我所熟知的一代人成长经历的一次理性梳理。总得来说,作者是站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背景高度,以富于同情心的笔调,将“中国独生子女的成年”这个我们见怪不怪、却又颇为独特的故事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在作者看来,“独一代”和他们的家庭,无可选择地充当了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现代化进程中的排头兵,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家庭将各种资源集中到唯一的孩子身上,以教育作为上升渠道,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期待晋身精英阶层的激烈竞争。对于每个家长和孩子来说,他们都“相信自己具有在这个系统中获得成功的潜力”(Fong, 2004: 182),然而,看似无限的潜力和希望,与事实上有限的资源和成功的可能,本是一对矛盾。在这样一种清醒的全局观之下来观照个体家庭近乎孤注一掷的努力,于是本书有了一种近乎悲天悯人的基调,其书主标题《唯一的希望》便是似乎暗示了某种既定的落差和幻灭。全书的主线,集中在对于独生子女一代“被宠坏”(spoiled)、“没有适应环境能力”(unable to adjust to their environment)等饱受批判的负面特质的结构性解读上,指出这种心态源于“独生子女的权益感(sense of entitlement)和有限的家庭和社会资源之间的不一致性(incongruence)。老一代之所以发出独生子女被宠坏的感叹,是因为后者在一个多数人注定无法成为精英的世界中,却对于成为精英有一种既定感”(Fong, 2004: 181)


但是,正如作者说明的,构成本文研究对象的学校,并非重点中学,学生亦非来自精英阶层,许多是来自工人家庭的孩子,在大连当地属于社会中间层,而缺乏更广泛的阶层样本。因此,我认为,本文对于中国的“独一代”从教育分化到阶层分化过程的解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作者在清醒地看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结构和价值观对于中国普通民众的冲击的同时,多少忽略了当地本身既有的社会分层及其背后的本地政治经济力量。此外,将“独一代”和他们的家庭上升的动力归结为“在几个世纪的冲突和谈判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终于成功地迫使中国人民内化其现代化文化模式”(Fong, 2004: 19),“他们的能动性受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塑造和限制”(Fong, 2004: 27),也显得有些生硬,因为毕竟,生存的竞争与阶层的分化,古往今来一贯有之,而试图通过教育获得精英地位也是远远早于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前的实践。


作者将“独一代”的成长经历,以及他们的种种特质,放到宏观的全球政治经济语境下解读,更在结论章节将这段历程归结为“创造通向第一世界之路”(Fong, 2004: 178),无疑是颇具雄心的。而在我看来,本书最精彩的部分,倒并不是对于我们耳熟能详的“千军万马独木桥”现象在全球视角下的重新阐释,而是回归到人类学之学科所长,在更为微观的层面,对于在此种特定环境和人口结构下的亲族实践所进行的观察和描述。作者在本书中虽未明确对于独生子女一代的亲族关系形态(家庭、婚姻、性别)作出专门梳理,但由于她的参与观察实践本身便是以家庭为主要环境的,因此对于亲族关系的描述和思考广泛体现在各个章节与字里行间。第四章“老龄化下的爱,孝道,和父母投资”一节更是集中篇幅讨论了代际、性别等问题。而Fong在以同一研究为基础的、另一独立成篇的论文《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与城市女儿的赋权》(China’s One-Child Polic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Urban Daughters) 中,也更为明确地谈到了独生子女政策对于传统的父系亲族传统(patrilineal kinship)的挑战,以及由此带来的女性赋权的种种表现。在接下来的两部分本文将就Fong对于独生子女家庭亲族关系所作的观察论述,从代际关系和性别关系两大方面进行一次梳理总结,并穿插一些自己的观察思考。


二、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下的代际关系

由于作者的田野调查主题定基在独生子女一代的“成年”(coming of age),关注的是青少年的学业与家庭生活,因此,对代际关系的描写集中在核心家庭中的父母子女关系,并且除了对于祖父母一代的少量描述以外,鲜有涉及大家族关系。


对于这样一种貌似简洁的直线型代际关系的分析,作者运用的一个核心概念是“集中的父母投资”(concentrated parental investment)。这种“投资”,既是物质上的,也是情感上的。相较多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有一种“令人心痛的珍贵感”(achingly precious)—汉语中的“疼爱”一词,用在这里也许是恰如其分的。而此种“珍贵感的强度”(intensity of this preciousness),对于父母和子女来说,竟都是一种负担(Fong,2004: 127)。如此一种“集中式大强度的给予”,可以说是“独一代”的代际动力乃至社会生活的起点。


在物质层面上,父母一代对于独生子女青少年迁就有加,尽管两者在消费和物质观上存在显著差异。成长于世纪之交的青少年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自1990年代后在中国兴起的消费主义(consumerism),而他们的父母依然秉持着节俭克制的观念。比如,父母一辈对于各种物品的需求依然抱着实用的观点,所购买的商品也多为同质化的,而子女一代却追求的是品牌与时髦,面临着购买品牌商品的同辈压力,并由于受到各种媒体影响而向往西方生活方式。在作者看来,这种态度上的差异无疑是由西方“第一世界”消费价值观的冲击造成的。而父母一代虽然并不赞同子女的消费心态,却往往还是倾其所能地为孩子提供财力支持;青少年一代则得以超支生活(live beyond their means),提前享受第一世界的奢侈(Fong,2004: 79-86)


此种差异,时常会造成两代人的不理解乃至冲突。父母一代对于子女的大手大脚时有指责,认为这是孩子“被宠坏了”的表现,而子女却在强大的媒体导向与同伴压力下,觉得是老一辈跟不上时代,无法理解自己对更好生活的追求。本书中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一位名叫Sun Wei的女孩与其母亲关于“洗衣”这一琐事的拌嘴:女孩非常不情愿地应付母亲让她洗衣的任务,觉得在冷水中洗衣弄得手脚冰凉、于是草草了事。而当她的母亲发出“衣服都洗不干净,以后我死了怎么办,你就一直穿脏衣服吗”的指责时,女孩的回答是“以后我会用洗衣机,再也不需要手洗!”乃至“去外包洗衣服务”(Fong, 2004: 82)。在作者看来,这种矛盾是结构性的,是代表第一世界生活理想的孩子与代表第三世界物质现实的父母之间的角力,而正是在这样一组矛盾中,中国借助“独一代”的成长之力,正努力试图完成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过渡。


对于此种“断层感”,《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一书的作者张彤禾(Leslie T.Chang)也有着类似的捕捉与描述。在其登载于《国家地理》的一篇关于中产阶级的文章中,她写道:“父母挣扎着教养孩子,却感到他们自身知识的过时;而对于社会趋势更为敏感的孩子,却引领着他们的父母穿行于现代生活的迷宫之中”(Chang, 2008)

  

  

这种新旧世界之间的较力,往往以父母的全面让步告终。因为“独生子女”这一特殊的家庭结构中,本身便蕴含着两代人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正如Fong在以”The Powerful Child”为题的一节中指出的:“独生子女无需参与对家庭资源的竞争。作为父母的爱、投资和希望的唯一焦点,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力。有时,父母双方甚至会争着讨孩子欢心。” (Fong, 2004: 153)


而在情感层面上,这种高强度的父母之爱,更是由于带上了父母本身的人格乃至命运际遇,而变得更为沉甸甸。“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背后,是一代人对于命运的抗争。地处东北的大连,作为传统重工业基地,在90年代下岗潮中所受到的冲击可想可知,Fong在文中数次提到,不少学生家长均为下岗工人。此种历史条件下,父母一代的投入,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情感上的。正如Fong所观察到的,“父母间接地通过子女生活当他们看到孩子享受着自己从未有机会享受的奢侈时,便感到慰藉与满足对一些父母来说,孩子是他们沉闷而不满的人生中希望和目标的源泉。”(Fong, 2004:141)


这种父母情感上的浓度,使得很多子女报偿的意愿亦十分强烈。Fong指出,“青少年对于父母的爱加以回报(reciprocate)”,并且常常有一种“诱发的内疚感(induced guilt)”和“强化的尽孝感(heightened sense of filial obligation)”,他们“梦想着能奢侈地回报父母”。(Fong, 2004:143-144)


有时,这种回报是能够即时表达与兑现的,如一名叫做Hu Ying的女孩,用积攒下来的压岁钱给母亲买了一条珍珠项链作为生日礼物,但她又是如此渴望看到母亲惊喜的反应,以致于在生日前几个星期便提前送出了礼物,而后者的反应是喜极而泣(Fong, 2004:145)。但更多的时候,这种“奢侈的回报”只能是一种当下的意愿和梦想。比如,另一名受访对象Wang Bin称:“有一天,等我有钱了,我会给自己买辆二手车,而给我父亲买一辆全新的梅萨德斯奔驰。他会在大连城里美美地开着车,人们就会问‘这是老王吗?他哪来的奔驰车?’,而他会笑着回答‘我儿子从没让我失望过。’”(Fong, 2004:144)。在这两个例子中,子女对于父母在物质与情感上进行双重回馈的意愿一览无余。


时间快进十五年,到了今天,Fong所描绘的那一批青少年早已长大成人。“机洗乃至外包洗衣服务”早已是理所当然的生活标准,而成年以后的子女一代更是以各种餐馆文化、品牌消费、出境旅游等方式继续着他们对于“第一世界生活方式”的追求,他们在消费主义社会中所面临的同辈压力,也早已泛化至微信朋友圈等无所不在的社交媒体。另一方面,多数人“奢侈地回报父母”的愿望,却在自身买房买车、成家立业的现实压力下显得苍白无力。父母一代持续的物质与情感投入,正以新的形式如帮助孩子购置房产、插手孩子婚姻选择、孙代隔代抚养等等,表现出来。昨日尚在感叹“无爹可拼”的八零后,今日却已经开始为父母养老问题忧心忡忡。有关这一代人暮气颇重的精神风貌的批判,近年来诸多见于报端②。在对社会环境与当事人自身因素进行分析的同时,不平衡代际关系的延承性,也许同样值得考虑。某种程度上,“回馈”的无力,造就了人格的无力。


在这里,又或可借鉴来自人类学经典的礼物理论之洞见。正如莫斯所提出的,“所要还给他人的东西,事实上是那个人本性或本质的一部分;因为接受了某人的某物,就是接受了某些他的精神本质,接受了他的一部分灵魂。”(莫斯著汲喆译,200221)。虽然人们普遍承认父母之爱是无条件的、无私付出的,但如此持续的高浓度的父母之爱与投入,及至延续至成年以后,从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理解为一份难以偿还的、无法与赠与者分割的“厚礼”。而如果我们接受“未被回报的礼物仍会使接受礼物的人显得卑下”(莫斯著汲喆译,2002186)这一假设,那么,也许此种失衡的赠与关系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帮助我们理解“独一代”特殊的生存形态与人格构成。


而从群体的角度来看,“独一代”也确实尚未发展出其独有的时代坐标。玛格丽特.米德在其晚年著作《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购问题的研究》一书中指出,“青年文化”的建立,有赖于同龄人导向的“并喻文化”的建立,父辈则把确立个人行为准则的权力交到年轻人手上(米德著周晓虹 / 周怡译,198770)。而当下有力的青年文化缺失,流行文化中存在种种自我矮化倾向,亦可以用强调父辈的“前喻文化”之强盛与强调同辈的“并喻文化”之弱势来解读。


三、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下的性别关系

对于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下的性别关系,Fong在本书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与城市女儿的赋权》一文中也有相当精彩的论述。她认为,独生子女政策迫使只拥有一个女儿的城市家庭将各种资源无可选择地集中在女儿身上,由于没有来自兄弟的竞争,这些独生女享有前所未有的来自父母的支持;并且由于她们的母亲一代出生于1950年间的中国女性已经享受到了女性权力和地位的上升,通常有自己的工作、并有能力担负起照顾上一代的责任,作出了榜样,这也就使得拥有独女的家庭更易于撅弃“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之类的性别歧视观念,而放心地在女儿身上进行投资。


此种实践的直接结果是占城市青少年人口一半的女性得到赋权(empowerment),这些女孩能同男性一样享有教育与工作机会,并有了更多的支持与能力去挑战对己不利的性别规范。这不得不说是独生子女政策无意中的一个副产品。


但同时,在学校系统和职业市场中,性别刻板印象依然存在,女性被认为更多地具有细心、随和的特质,能良好适应处于社会中间层的轻工业和服务业,而男性则更适合重工业和精英行业。这就造成了女性在职场中同时面临着“玻璃天花板”与“玻璃地板”:在向精英阶层上升的过程中,性别偏见与“玻璃天花板”现象依然存在,她们面临着来自男性的强势竞争;但同时,由于大量的中下层工作偏好吸收学业并不突出的、但在雇主看来更温和顺从的普通年轻女性,这就为与男性一起参与竞争的女性提供了一个保护性的“玻璃地板”相比普通的、不突出的男性,她们面临失业的可能性更小。因此,基于自身状况与社会地位,究竟是进一步争取更多的平等权利,挑战既有的性别规范,冲击“玻璃天花板”,还是退一步顺从性别刻板印象,以保有“玻璃地板”,是可供处在不同境遇女性选择的两套不同策略(Fong, 2002)


同样的现象似乎也体现在女性婚姻选择当中:家庭背景、职业、学历等条件对于男女双方都是重要的选择标准,但是女性往往可以通过展现其“女性特质”乖巧的个性、富于吸引力的外貌、做家务的能力和意愿来补充其他方面的不足,而不至在婚姻市场上丧失优势(Fong, 2002)—此为“玻璃地板”。而“玻璃天花板”则大约对应的是城市职业女性(被赋予侮辱性标签的所谓“剩女”人群)等现象。无论是在职业市场还是婚姻选择上,女性的赋权可以说都是部分的、不彻底的。


值得一提的是,对应于这种依然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在婚姻关系中,置构婚房的首要责任依然在于男性及其家庭,“独生女与她们的父母将其视为一种有利条件,而不是女孩不如男孩有价值的一个信号”(Fong, 2004:113)。从这一点上来说,经历了女性赋权的“独一代”很大程度上依然置于父权亲族话语体系之下。而回到前文所提到的代际关系这一主题,父母一代作为独子的“持续投资者”,往往是婚房财政的重要来源,并且很多持续参与子女婚恋选择、第三代养育等重大事件,即使并不与子女同住。在这种倾斜的财产和家户关系下,已然婚配的“独一代”女性,在多大程度上依然会经历Margery Wolf所提出的“子宫家庭”(Wolf, 1972)中的情感连接的培养与转换,也是颇为有趣的一个思考点。


与此相关的另一思考是,“男性置房责任”的背面,便是“女性置房免责”。相较于背负着沉重置业压力的男性家庭,独生女家庭往往可以把大量财力用于女儿的教育和“素质”培养。“独一代”女性往往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自身爱好,进行各种自我提升这在各种培训班与保健场馆往往是女性学员占主体可见一斑。无怪乎去年的一篇题为《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的网文会引起热议。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女性在外表和精神层面相对于中国男性的“进步性”,很多时候却正是根植于父权体系之下不平衡的责任分配。此种不平衡的责任分配,导致“独一代”的男孩女孩自踏出校门的那一刻起,便偏离了Fong所描述的教育体系中男女相对平等的实践,重新遵从起父权体系的价值理念,并在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上渐行渐远。由于“婚房”和其他各种物质因素而生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无疑是独生子女男女平权道路上的一种倒退。“独一代”在经历了在学校系统中女性成功赋权之后,也许现今更需要的,是将这一平等体验更多地反思性地应用于个人成长与人生历程的下一站。


复旦人类学  傅颖  推介

潘天舒  裴阳蕾  编辑

  

注释:

① 本书的选择源于潘天舒老师在文化人类学课程上,对于China’s One-Child Polic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Urban Daughters一文的推荐,而后找到同为VanessaFong所著的本书

② 对于80后精神风貌的讨论时有见诸杂志报端,最近一次讨论高潮源于2013年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莫让青春染暮气》

详见: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3/0515/c87423-21490318.html

  

参考文献:

玛格丽特.米德[周晓虹 / 周怡 []. 1987. 《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


马塞尔.莫斯[汲喆[]. 2002. 《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Chang, Leslie. 2008. Gilded Age, Gilded Cage. National Geographic. Web access:

http://ngm.nationalgeographic.com/print/2008/05/china/middle-class/leslie-chang-text


Fong, Vanessa. 2002. China’s One-Child Polic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Urban Daughters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104. No. 4, pp 1098-1109


Fong, Vanessa. 2004. Only Hope: Coming of Age Under China's One-Child Polic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olf,Margery. 1973. Uterine Families and theWomen’s Community. Web access: http://wserver.scc.losrios.edu/~anthro/garr/culturalanthro/CAChapter08MarriageFamilyKinship/china_girl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