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tson, James L.and Evelyn S. Rawski 1985.  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差异还是互补：

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视域之争

王定安

1985年元月2日至7日，在美国亚得桑那州的SSRCCO（Sun Space Ranch ConferenceCenter in Oracle）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主题是中国葬礼。鉴于礼仪是文化人类学家以及宗教专家们长期关注的问题，会议主办方把会议定位在多学科的交流，会议论文结集以《晚清和现代中国的葬礼》出版，其中十章中，有六章是文化人类学家写的，另外三章是历史学家写的。因而，所谓的多学科交流主要集中在史学与文化人类学之间。当然，会议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达到了这种交流目的，历史学家对文化人类学的比较与反思颇能切中要害，且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其他学科与文化人类学的诸多不同之处。

本书的两位主编为人类学家华琛（Watson）和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在匹兹堡大学任职期间为同事和合作者。罗友枝在书中《一个历史学家研究中国葬礼的进路》一章中指出，历史学家与文化人类学家对礼仪的研究差异非常明显。她所说的差异主要可以分为如下两点：1、他认为文化人类学家对葬礼仪式实践跟得太紧，而缺乏对葬礼作历时(diachronic)的分析；2、大多数文化人类学家关注农民的村社生活与私下生活时，常常忽略了文本的存在。中国传统文化对文本极为重视。在礼仪的问题上，有《礼记》、《仪礼》、《周礼》以及后来关于礼的许许多多的文献。罗友枝认为历史学家往往会关注这些历史文本在何种程度上引导着实际的礼仪实践，而文化人类学家则不仅忽略了这些历史文本，甚至对祭仪现场中的文本缺乏关注，而且甚至与会的六位人类学家中，互相本都很熟悉了，但是对于对方在会上放映的幻灯片这种“文本”之前从未见过，这直接带来的问题是，因为各学者之间不可能互相深入对方的田野，而相互之间的文本缺乏交流和重视，所以谈论时相互之间观点很难证实，也就很难有效地对话，大抵停留在自说自话的层面。在她看来，文化人类学家视文本为无关紧要的，衡量丧礼中所含文化信息的标准是受访的农民对象，这存在的问题是忽视了文化传统的层面，因为一个具体的案例总是嵌在一个复杂而绵长的传统当中的。

史学家与文化人类学家由于视域不同在理解丧礼上有何差异？在罗友枝看来，二者在提出问题和假说方面必然不同，可以说是“差异”（difference）或者“互补”。在此，他所谓的差异，隐含着不相融的意思，那么，到底是相异得格格不入，还是互补？她没有就此继续探讨。

罗友枝提出的视域之争的问题，对文化人类学是一种很好的反思，但是，二者完全可以很好地互补，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在这方面有很多成功的范例。下面，我们先对这种反思作出评估，继而来看看互补的成功范例。

首先，我们得承认，许多文化人类学的作品与史学、哲学、文学甚至其他所有人文学科相比，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在学术对文本不是很看重。众所周知，文化人类学学科的一个核心要求就是田野调查，这决定了该学科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可以说优势，例如可以让一些“精英”话语避免因高高在上而盲目无知，可以弥补单凭理论注定会触及不到很多实践领域的问题这一缺陷。但是，也应该看到，的确也存在着如罗友枝所担忧的那样，许多文化人类学家存在忽视文本与缺乏历时分析的问题，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就是，一篇学术性的著作，其中竟然没有几个引文注释，而其中涉及到一些核心的观点时，往往会说，“我的采访对象是如何如何说的”。问题是其他人如何来证实？因为，大部分读者不可能像作者那样都去实地考察一番，也不是都有必要。这种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无法证实作者是否在主观上真诚地提出论据，而没有为了自圆其说而编造，二是，客观上来说，无法证实作者在多大程度上受其个人兴趣限制，或者受其受访对象范围的限制而得出了片面的观点。再有，缺乏历时的分析，很明显，容易造成所关注的问题缺乏普遍性。

当然，我们得反思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作者本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很好地进行所谓的历时的分析。华琛（James L. Watson）在《中国丧礼的结构：基本形式，礼仪结果、礼仪操作的首要性》[1]中提及Lewis的提出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对于大多数试图分析礼仪的学者来说，“我们怎样才能高出受访人、文本或者说文献资料？”[2]Lewis关心的是，学者构建的是自己的观点，还是受访人的观点，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学者，能否保持价值无涉（value free），或者说保持纯粹？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描述行为都包括了众多判断。

同时，我们再来思考关于衡量丧礼中所含文化信息的标准的问题，这一问题其实关系到做出的评判是否有效以及谁来判断才有效的问题。华琛提出过这个问题。礼仪必须是规范性的，有一定标准的，但同时，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礼仪的具体内容又总是处于流变当中，而且，在同一时期，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之间的礼仪行为会有差异，那么，规范的标准在哪里？由谁来判断，礼仪操作实践才算是有效的？华琛问，判断者是观众吗？是“死去的人？是村委会？是神、祖宗、阴间的守卫？或者是行礼仪的行为人自身？”[3]很难说具体是其中谁来判断才有效，他最后引用Lewis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类比，Lewis认为这“礼仪就好比艺术，那些设计者、创作者或者表演者，也同时是对这些行为的观赏者；并且，那些观看者从对这种表演的诠释，也是积极的。”[4]严格上来说，应该说礼仪表演就好像舞台上的艺术。

从上述这两点，我们可以说，如果把文化人类学家缺乏历时分析的问题推到极端，就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这种针对该学科的问题已经超出了这一学科，属于人类普遍存在的诠释学方面的问题。根据当代哲学诠释学的理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见（prejudice），因此，不可能作出一些纯粹无涉价值的所谓客观分析，这是其一；其二，人也不可能回到所谓的纯粹的原来的历史当中去。所以要在历史与当下之间作出截然的割裂是不可能的。

因而，本文力图表明的是，史学家与文化人类学家在历时分析这点上的分歧不是根本性的，在实践中存在着的差异只是侧重点及兴趣点的不同而已，更不意味着，两个学科之间在这点上不相融，恰恰相反，二者是完全可以互补的。史学家完全可以在文献的基础上，在田野中考察一些主题的流变，而且文化人类学当中就有考古人类学一个分枝，而对于文化人类学家来说，在许多问题上，完全可以在历史的视野下去作田野调查，并且不仅要注意历史文献，而且要注意田野当中碰到的许多文字性的文本，华如璧（Rubie S. Watson）的《兄弟间不平等》[5]一书在这方面就做得不错，注意亭子等物留下的文字。在礼仪的问题上，把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视域和方法互补起来，做得较好的一篇文章是上海大学李向平的一篇文章，题为《“礼仪之争”的历史痕迹——闽东地区顶头村的宗教生活》[6]。

明末清初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扬基督教，中西文明因此契机实现了首度大规模的冲撞，并且影响到后来中西文明发展的进程，但是到了清朝，围绕着“敬天、祭祖、祀孔”的问题，各教派之间起了争端，后来甚至演化到康熙与罗马教廷的权力与意气之争，最终以罗马禁止教徒行这些礼仪以及康熙全面禁教而告终。假如没有禁教会是如何？大家都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大抵是因为，历史已然成了过往的事实，再怎么假设都无益于改变。但是，中西文明的冲撞如何影响到双方文明的进程，以及礼仪之争对现今的影响何在？这些问题，是很有意义并且重要的。李向平就是在这一历史的视域下，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考察这些问题的，“几百年前曾经为之发生冲突的中国礼仪，大部分矛盾已经在天主教的中国化过程中逐步地得到缓解，并获得了中国式的解决方式。至于作为一种知识权力或社会资本的宗教信仰及其礼仪 ,也在历史演变中成为人们的共识，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正常的作用，成为其社会生活乃至宗教生活中的基本资源，得到佛耶两教教徒们的共同默契和彼此守护。通过顶头村的调查，也可以历史地理解外来宗教的中国化情景以及中国宗教信徒的日常宗教生活。”[7]

结语：文化人类学与史学等其他学科相比较而言，视域上有自身的学科特色，也存在着一些对文本重视不够以及个案如何具有一般性，如何注意历时性等问题，但是，这种特色并不阻碍文化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相融，就史学与文化人类学而言，不存在根本上的分歧，存在着的差异完全可以互补。

[1]参见James L.Watson和Evelyn S.Rawski编： “Death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第3－19页。

[2]参见James L. Watson和Evelyn S. Rawski编： “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and Modern China”，第5页。

[3]参见James L. Watson和Evelyn S. Rawski编： “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and Modern China”，第6页。

[4]参见James L. Watson和Evelyn S. Rawski编： “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and Modern China”，第6页。

[5] Rubie s. Watson，《兄弟间不平等》（Inequality Among Brothers），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

[6]李向平，《“礼仪之争”的历史痕迹——闽东地区顶头村的宗教生活》，发表于《东岳论丛》，第24卷，第5期，2003年9月。

[7]李向平，《“礼仪之争”的历史痕迹——闽东地区顶头村的宗教生活》，发表于《东岳论丛》，第24卷，第5期，2003年9月。

注：本文为2007年复旦大学文化人类学原著选读（潘天舒讲授）课程作业。作者王定安现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编辑：刘斌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