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春文化人类学课程作业 ※

低端全球化：世界市场底层的暗涌

——兼论人类学家之使命

谈及经济全球化，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跨国公司、国际贸易，各种高端的国际论坛；想到越南产的耐克球鞋，富士康组装的苹果手机，或许还有中国在非洲修建的高铁。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资本坐着魔毯在全世界流动的时代，世界市场的风起云涌造就了我们所穿戴的、所使用的、所依赖的产品，可以说，我们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是由世界市场所塑造的。表面上来看，经济全球化就是这些庞大的字眼，但是，一些人类学家所做的研究向我们揭示了世界市场底层的暗涌，让我们看到了全球化不那么光鲜的一面，或许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去称呼这一面——我们暂且使用香港中文大学的麦高登教授（Gordon Mathews）的用法，称其为“低端全球化”（low-endglobalization）。

■  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香港中文大学的麦高登教授是研究“低端全球化”最为著名的学者之一，他以对香港重庆大厦的研究出名。因为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中的恋恋风尘，我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也特地去看了这座位于尖沙咀的著名大厦，当时心里惦记的是电影里王菲常坐的那条电梯，没想到刚进大厦就和一群发着传单的中东人撞了满怀。再往里走—— 一层楼都是（看起来像是）中东人开的小餐馆，空气里弥漫着羊肉的膻味，往反方向再绕一圈，则是一溜（似乎是）东南亚人开的卖数码器材的小铺，插头转换器和手机充电线一盆一盆地摆在店铺门口——这和我想象的重庆大厦着实不一样，原来当初张曼玉和金城武、王菲和梁朝伟就是在这座大厦里拍摄的《重庆森林》吗？——我悻悻然地离开了，只买了一块披萨充饥——但那的确是足够好吃的披萨，分量很足而只要15港币——在今天的香港你很难找到这么平价而满足的一餐了。

也许证明了我没有做人类学家的天赋——当天我离开重庆大厦之后，虽然有些惊诧也却并没有多想，只是有些惋惜罢了。后来，我接触到麦高登教授的《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一书才明白在这么一栋不起眼（从外表看藏在闹市区的重庆大厦确实不起眼）的一栋大厦里其实蕴藏着相当多元的文化和说不完的故事。通过历时三年多的田野研究，麦高登教授“每个星期都至少在这座大厦的廉价旅店里住一晚”，并且“时不时地就往这里跑”，他在这里“邂逅了129个不同国籍的人”，有来寻求廉价住宿的背包客，更主要是来自南亚和非洲等地做非法贸易的商人——根据调查统计, 近年来每年至少有一千万部手机从重庆大厦卖出 , 绝大部分销往非洲的手机都源自重庆大厦。那些非洲买家揣着现金从非洲飞抵香港，在重庆大厦的大小摊位上挑选着从最新款的十四天机（即曾经被人在十四天试用期内退回的手机），再倒卖回国，从中谋取利益。由于充斥着来自“第三世界”（这是个非常文化中心主义的词汇，但暂时借用一下）的商人，它成为了低端、脏乱、无序的“飞地”。重庆大厦这个香港本地人不愿再踏足的地方，反而变成了对第三世界最宽容的地方，它收容和养育了生存在跨国资本主义底层的微不足道的玩家。

■  谁在制定游戏规则

在广州的小北区，也存在着和香港重庆大厦相似的非正规的低端市场——这既是第三世界商人们的下个目的地，也是麦高登教授的下个目的地，毕竟，中国内地比起香港来市场要大得多。在他的另一部著作The World in Guangzhou: 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 里，麦高登教授描述了在广州（这里有全亚洲最大的黑人聚居区，小北区被广州的出租车司机戏称为“巧克力城”）积极活动的一群“倒爷”，他们来自中东、非洲、南亚，把这座世界工厂里的一切廉价商品运回本国。甚至，在小北地区（据中山大学的人类学学生表示，在2018年这些“倒爷”的活动范围已经远远不止小北地区了），有一些来自中东、非洲、南亚地区的留学生，他们拿着学生签证一边读书一边做着倒卖生意，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甚至享有中国政府发放的高达8000元一个月的奖学金，这笔奖学金也成了他们做生意的资本。

在这里，倒爷”们的常见做法是“盗版”或者“山寨”，一些人会将商标和产品分开，前者空运，后者海运，等回到本国再进行“拼装”。但这么做的成本还是太高，更直接的潜规则是贿赂海关。

盗版、山寨、贿赂，这些非正规的、应该被排斥的经济行为，在广州城里似乎安然无恙地运行着。“山寨”是不道德的吗？“倒爷”们似乎从不纠结。麦高登教授曾带着一位索马里商人参加了一场学术会议，索马里人面对着美国的商学院教授讲述他如何把山寨手机运回非洲，教授们也许听得抓狂了：“你知道你做的事情是违法的吗？每年跨国公司要花多少钱来打击盗版！”

但是，“发达国家的设计并不关心非洲市场，或者说，很少有设计关心穷人们的需求”，麦高登教授说，他称这是一种“来自美国白人的道德优越感”，“一个盗版的Louis Vuitton或许并不那么光彩，但我看不出一个山寨手机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某种程度上，这些山寨品‘修补’了越来越两极分化的世界。“

或许我们在思考时，理所当然地使用了以“大资本”为中心的精英主义逻辑，随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而起的新的文化塑造了我们的思想，“做大做强”、“合法合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惯性，但这些游戏规则是谁制定的？而我们为什么不假思索地将其正义化了？

2011年5月19日在《香港重庆大厦》出版前夕，麦固敦

在复旦人类学质性研究工作坊分享田野体验心得。

■  反思“底边人群”

项飚的《跨越边界的社区》一书描写的是他在二十年前对于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的一个以浙江人为主的移民社区的研究，他们在20世纪八十年代来到北京，因为看到皮制的服饰有着巨大的需求，并且市场上正规厂商的货价格十分昂贵，于是利用政策和市场体制的漏洞，开始从事“山寨”服装生产和销售。1995年，大多数浙江人的大院被政府拆毁。据传，这次大规模的清理的源头，是一位领导路过时发现了这片有碍观瞻的建筑群。不幸的是，23年后，同样是北京，同样在冬天，所谓的“底边人群”也是被几乎同样的手段在”士绅化“（gentrification）的浪潮中清理了。

是的，他们或许治安不良、爱“拉关系”、帮派横行，或许还总是为了多赚那么一点儿而耍些小聪明。在官方的眼中，他们是隐患，侵害了市容，扰乱城市的既有秩序。在市民眼中，他们恐怕也不那么可爱。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隐忍、坚毅，在异乡打拼，以一己之力来创造生活。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一群“底边人群”的存在为市民生活填补了许多空白：“山寨”的衣服、鞋子也许在某处亦有广阔的市场，对于没有足够消费能力的人们来说，“山寨”也许亦有自己的价值；北京政府所驱赶的那些“底边人群”，或许正是价格低廉的钟点工、保姆或者清洁人员。简单地将“浙江村”中的人、广州的“倒爷”、重庆大厦中的商人视为“底边人群”，是粗暴的精英至上主义，而采用强制的手段对其进行铲除，事实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浙江村在被“大清理”之后又重新焕发了活力，而“倒爷”和重庆大厦也因为有巨大的市场而将会继续忙碌下去。而我所知道的是，自从学校周边卖早餐的三轮车被清除之后，很多同学都十分想念。

■  人类学家之使命？

固然，我对于人类学的了解仅仅是皮毛而已，并没有资格谈什么“人类学家的使命”这样的话题，所能谈的只是一些读后感想。谈及广州，麦高登教授曾说“谈到全球化，人们总是会想起那些跨国品牌，但这些真正造就全球化的人如何在这座巧克力城里生活，很少人了解”，也许人类学家的工作的意义之一，就是像麦高登教授发现“低端全球化”这股世界市场底层的暗涌一样，通过孜孜不倦的田野研究、持之以恒的笔记和反思、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去发现事物不为人所注意的“暗面”，发现宏大概念之下的微观机制，在日常生活之中认识世界。项飙的研究便使有温度的“浙江村”出现在地图上，出现在史书上。只是值得注意是，人类学既然是如此充满人文关怀的学科，那么研究成书、学者借其得到名誉并不是研究的完结，而是新的关怀的开始。

此外，人类学家因其所受的训练，在对待一些主流文化看起来是“越轨”的、“异常”的事物时显得宽容，他们拒绝将价值视作自成一体、一成不变的体系，这也是身为白人的麦高登教授之所以可能拒绝“美国白人的道德优越感”，“拒绝一种“大资本中心主义”而认识到“山寨”对于两极分化的世界的修补意义的原因。人类学家的意义正在于此，他们提醒着人们永远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

复旦大学2015级社会学  杨玉冰  推介

复旦大学人类学  刘斌娟  编辑

参考文献：

1.Mathews, Gordon. 2017. The World in Guangzhou: Africans and Other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那些在广州的非洲人，他们如何做生意，如何生活|“低端全球化”. http://tech.ifeng.com/a/20180522/45000068_0.shtml.

3.麦高登[著]，杨旸 [译]. 2015. 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4.李明欢. 2012.  低端全球化:香港重庆大厦的隐喻.  读书(10), 79-85.

5.项飚. 2000.  跨越边界的社区.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