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rmer, Paul. 1992. AIDS and Accus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自从首个艾滋病例被确诊和报道以来,流行病领域对这一全新顽症的科研发现可谓汗牛充栋。而与此同时，如何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决定因素来对艾滋病流行趋势和特征获得真正的跨学科洞见，仍是一项未竟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出版于1992年的《艾滋与责难》是法默（Farmer）在当代医学人类学和全球健康领域内所贡献的第一部接地气的民族志“跨界”之作。

在北美公共卫生权威机构的技术官僚看来，源于非洲的艾滋病病毒在1985年进入海地，随后传向美国。这似乎是一条合乎常理的流行病传播的必经之路。然而，法默以大量流行病数据为立论基础，指出艾滋病病毒实际上是从美国输入海地，其携带者多半是以游客身份来海地享受性产业服务的美国人、加拿大人和海地裔美国人。他们在一个叫“家乐福”（Carrefour）的贫民窟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淫嫖娼。一直承担艾滋病毒传播“中转国”恶名的海地不但是替罪羊，更是由于全球不平等所造成的艾滋泛滥成灾的受害者。欧美对海地的不公责难对海地经济和贫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作为哈佛久负盛誉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的创始人，法默毫不犹豫地以此为核心议题，综合来自田野民族志、历史、流行病学和经济学的数据，撰写一部“以苦难遭遇为阐释对象的人类学”博士论文，即《艾滋与责难》一书的初稿。

法默结合他在海地十多年的亲身体会，在书中提出了颇具争议性的观点，即：我们不能把艾滋病在海地的传播归咎于所谓的“文化因素”（尤其是巫毒信仰）。事实上，艾滋病在海地难以杜绝的根源来自社会和经济方面：极其普遍的贫困现象以及大众医疗保健体系的严重缺失，使得海地在受到以服务美国游客为目标的性旅游产业的冲击之后，毫无招架之力。法默的确注意到当地人在解释艾滋病成因时对巫术效应的指控。然而，他认为是贫穷而不是巫术信仰才使得村庄在肆虐的艾滋病前显得脆弱不堪。

当然，法默也不同意那种将艾滋病在非洲的蔓延怪罪于非洲传统文化的观点，因为那不过是西方为了逃避自己在非洲艾滋之祸中的责任，故意使用的一种托辞和烟幕而已。同时，他认为与所谓非洲传统医师合作抗癌的做法，也为西方拒绝为全球穷困人口提供合格的科学医疗服务提供了借口。法默毫不客气地指出：西方人可以阻止艾滋病在非洲的蔓延，之所以没能做到，是因为不想花钱。

法默对于传统医学在阻击像艾滋病这样的现代流行病中的作用持保留态度。他从不反对在治疗中与传统愈疗者（healers）的合作。然而，他不像多数民族医学研究者那样，把传统愈疗者看作是某一文化宝库中医学智慧的继承者。在“健康伙伴”的日常工作中，法默亲眼目睹令他感慨万千的诊疗现实：传统的巫医得病最终还是得找他这个西医看病，而且他们也不见得有那么“传统”，因为他们在诊疗时还常常使用抗生素。法默更加倾向于把“传统”的愈疗者看成是现代性和全球化经济共同催生的一种奇特的混合体。

在《艾滋与责难》之后，法默又完成了《传染与不平等》、《权力的病理学》和《地震后的海地》等“跨界”之作，并在2013年和2014年与其导师凯博文和同学金墉（现任世行行长）等合作出版了《重新想象全球健康》（中译本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普利策奖获得者基德（Kidder）所著的Mountains Beyond Mountains: Healing the World: Dr. Paul Farmer’s Quest 一书，详尽生动地记述了法默创建的“健康伙伴”从无到有并成长壮大的故事。

Bending the Arc

Bending the Arc是一部引起人类学界内外广泛关注的本年度热门大片。该片是对30年间“健康伙伴”发展过程中一个个感人瞬间的重构和回顾。片名取自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名言,“道德的苍穹很长很长,但它的弧线(arc)总是趋向正义”。对于本片的两位主人公法默（Paul Farmer）和金墉（Jim Kim）来说，道德苍穹的弧线需要有人用心用力扳动(bending)，才会更快地指向正义。 

复旦人类学 潘天舒 推介

编辑 朱彦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