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nham，S Ann. 2009. Surviving Against the Odds: Village Industry in Indonesia. Duke University Press.

欧亚：本书作者邓纳姆通过十几年扎实的田野工作，为我们展现了印尼非农业部门中的一个重要行业——金属制造业的情况。深入的参与式观察与大量的一手材料使得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夯实，且不囿于学院派的理论条框。在对社会现实问题直观深刻地了解基础之上，作者展示了自己的洞见，表达了对传统工业的深切关切，同时和前人形成了对话，对60年代盛行的现代化理论、贫困文化等理论提出了质疑。

本书在社会学专业的同学读来也十分亲切。文中涉及到印尼传统村落的宗教仪式，祭典，描述详尽生动，使我们不由将其与涂尔干的巨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相联系。在阐述整个铁匠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断理性化、去魅的过程；对小村落分层的描述中，资本的力量，血统的荣耀，职业的声望都会在村落这个小环境中不断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着一个个村民的社会地位与命运。这无疑闪烁着韦伯的智慧的光芒。

在对文化这一议题的讨论中，作者邓纳姆与韦伯，Boeke，格尔茨（Geertz）都有对话。 她对现代化理论中传统文化阻碍经济增长的观点提出了批判。也通过田野资料、宏观数据来论证了Boeke和Geertz所持的“分享贫困”（shared poverty）这一观念的错误运用。读完整本书我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作者对于当地人民的深厚情感与为帮助小规模乡镇工业求得生存所付出的努力。作者在研究和解决问题上所表现的出的务实和踏实的精神，令人钦佩。

于多：Boeke曾经提出过关于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的分析，即在不发达的社会中，存在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性质的社会，其中前者的特征是人们的欲望小，要求低。这似乎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印度尼西亚的农民会满足于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而不愿意在农业外发展工业。格尔茨（Greertz）则发现，爪哇岛聚集了大量人口，主要从事粮食生产。而由于缺乏资本、土地数量有限，加之行政性障碍，无法将农业向外扩展，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中。格尔茨将这称之为一个自我战胜的过程，即内卷化。

由此，Boeke和Greertz认为，印尼农民面临普遍贫穷（share poverty），中小型手工业会走向消亡。邓纳姆则主要在这一点上提出了质疑，她通过实地观察和亲身经验，发现无论是出于补充农业收入目的，还是商人逐利本质等，像铁匠铺、纺织厂这类中小型手工业都在寻求发展，甚至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运作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两位权威学者观点的有力反驳。基于上述分析，作者将本书最终定名为《逆境求生》也是非常形象而易于理解的。

杨冰倩：从贫困与反贫困的角度来看，作者批判了传统所认为的“文化即贫困的原因”的观点。这种观念在现代化理论中有相同的解释，该理论认为贫困国家之所以贫困来自于他们文化上的异质性，即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应该去建构起和西方工业化社会相同的文化。对于印尼社会，具体而言，传统观念认为：印尼农民的贫困是因为他们没有现代西方的经济头脑与理念，即穷人的贫困根源于他们自身的差异性，因此他们得为他们的贫困负责。这也是印尼各个时期政府对待穷人的普遍看法，据此制定与实施的各种反贫困的项目常常都只是对当地贫困人口的一般救济，而不去反思其自身的国家经济政策或是政治体系的问题。

然而，邓纳姆的研究则发现在爪哇这个贫困的地方，人们管理时间与其他资源的方式与资本市场的做法并没有多大不同，企业家的精神在印尼农村到处可见，并且是其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农村企业者对利润有浓厚兴趣，常常会花上大量的时间去思考如何最大化自己的利润。她对现代化的理论持批判态度，认为其“夸大了东西方的差异，将穷人的贫困归咎于其自身，忽略生产过程中不同要素资源的分配。” 资本是印尼农村工业中各个部门分层的根本原因，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差异。经济发展不起来并不是企业家精神的缺乏而是资本的缺乏，是政治经济而不是文化的原因。因此她认为绝大多数反贫困的项目都没有看到贫困问题的本质，她自身积极参与实务工作，致力于当地的反贫困工作，与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一些银行机构合作，为那些无法获得资金的群体提供小额贷款，帮助了小规模乡镇工业求得生存。

这与社会福利观念也是相通的，随着福利观念的发展，对贫困群体或地区的福利不应局限于简单的经济救助，而应注重对其全面发展的投资。为其创造更多的“生活机会”，减轻分配上的不平等，提供社会流动的可能性，注重社会的相对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