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jun Appadurai.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8.

由著名人类学家Arjun Appadurai主编的《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一书，实为一本论文集，共包含十篇论文，围绕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商品的观点展开。该书总体论断是，事物的世界并非是静止、沉默的，物同人一样，具有社会生命。物在其生命历程中，体现出社会和历史的变迁，凝聚了政治和文化价值，同时具有象征意义，影响人类世界。

在本书开篇Appadurai指出研究中将商品与礼物或其他物品过度区分的现状，认为物均具有商品的候选资格，商品是任何物社会生命中的一个阶段。且商品的流通具有路径和对于原有路径的转变（paths and diversions），其流通体系及价值受到政治与文化的影响，指出物具有社会生命这一观点。Igor Kopytoff则从奴隶商品化、去商品化也即再社会化的过程入手，探讨人与物的关系，并以人的传记形式分析物的商品化过程，考察复杂、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物商品化、特殊化（singularization）的动态交织，认为物与人一样，随着场景的变化，亦具有身份和价值的不确定性，并修正涂尔干“社会以盛行于人类世界的结构模式来规范物的世界”的观点，认为社会同时建构人与物两个世界。在物的隐喻价值方面，Alfred Gell将消费作为一种象征性行为的形式，商品也更多的在符号系统中发挥作用，他指出Muria人不合时宜的审美和保守的消费方式，是和集体风格相适应的，富人因不愿被排除在集体认同以外，而与普通人保持相同的消费。Brian Spooner从知识的角度通过考察东方地毯进入西方市场后的本真性（authenticity），指出不同社会对于真实的解读和人们的需求会影响关于商品的本真性判断。东方地毯既是商品也是一种符号象征，将其自身作为文本，可以解读西方和东方的关系历史，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意义，并具有动态和历史的连续性等。此外另有历史学家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社会变迁中物的象征意义的转变，指出物的时代特征和政治、权力对物的构塑。以上，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对物的分析，侧重各有不同，但均指出物如何在其生命历程中，如生产、流通、消费中展示自身的价值，表现其社会性、主动性，而不是依附于人的行为。通过分析物，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历史与变迁，可以探讨其中的文化价值和社会秩序，看到等级、看到权力等。而在物的社会生命中，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与文化中，政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社会对商品的需求、对商品的价值与本真性判断以及商品的流通，均受到政治的影响，将政治作为交换和价值的中介，亦是Appadurai在“商品与价值政治”一文中阐述的主要观点。

在“商品与价值政治”一文中，Appadurai以Simmel“交换是价值的源泉”为基础，首先对商品的精神进行定义。他从商品是用来交换的物说起，关注物的商品潜力，而不是徒劳区分商品和其他物品。并指出商品交换和物物交换、礼物交换类型的绝对差异，是人类学写作中过度将小规模社会浪漫化，忽略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按文化设计的特点，以及边缘化或低估非资本主义社会算计、非个人特征的产物。礼物交换并不是不带任何算计的互惠，其与商品交换具有共同精神。且二者都以物生命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形态存在，是物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现。也即在社会共享的可交换标准下，任何具有交换资格的物品都可进入交换的场景，并成为商品。他主张打破马克思对生产的强调，转而关注商品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的整个轨迹。但商品不是受供求规律支配的生产制度下的机械产品，其流通是在特定情境下社会的规范路径与竞争性的转变之间的妥协。对于规范路径的转变如商品的去商品化，则意味着新路径的产生，可看作物的社会生命走向的不同策略，体现出政治、文化的影响。库拉圈中因政治、价值的影响产生的交换关系的转变，库拉关系的破裂使得原本在其中流通的物品如贝壳项链等丧失意义，并须再次进入库拉圈才重新被赋予交换的价值；盗窃行为导致的商品从原定路径的偏离；物的收藏对商品属性的暂时掩盖等。这些流通过程中的物，在商品的候选阶段和商品阶段之间转换，并且具有不同的价值，影响人的社会生活。

商品对于规定路径的转移，往往受到人们无规律的欲望和新奇需求的影响。但对于商品的需求却不是文化自由的，如Muria人“明显节俭”的消费方式受到集体共享的经济平均主义、消费同质性观念的影响，是富人遏制差异化可能带来的分裂影响的有意识策略；印度变迁过程中，政治话语而不是用途和价格使得英国纺织品得以进入国内市场；同样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甘地利用政治话语对外来衣物的抵制等，这些均体现出政治和文化的力量对于民众需求和消费的牵引作用。同时，需求作为有关消费的政治逻辑的经济表达，连接生产和消费，服务于政治控制。“原始社会”中禁止奢侈（sumptuary）的法律，和当代鲍德里亚、布迪厄所称消费的符号与品味或许异曲同工，均体现权力对消费者需求的操纵。正如现代消费者是快速度的时尚的受害者，而“原始社会”消费者是稳定的禁止奢侈法律的受害者。消费并不是局限当代社会的沟通方式，需求亦不是人为或个人的突发奇想或需要，而是社会调节和产生的冲动。需求和消费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权力与物的主动性共同发挥作用。如等级社会中，对不同商品的消费限制，影响了不同阶层的消费需求，商品被划分等级并与不同阶层的民众，与他们的身体、地位等各方面相互对应，使得特权商品成为权力的象征，下层民众的消费品则显得廉价且“不洁”，物因此被放置于文化情境下的符号体系中。同时在人将物分类的过程中，具备象征意义的物也将人区分开来，物的主体特性介入到社会与文化秩序中。

此外商品代表着复杂的社会形式和知识分配，商品的流动根植于不稳定的知识分布。知识和无知的相互作用，可以促进或阻碍商品的流通。有关商品的知识渗透在商品生产和流通、消费的过程中，这些知识体现出不同的社会形态特征。如有关商品的本真性、品味、时尚等是重要的知识领域，但本真性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而时尚物则更是某一历史阶段的象征。时尚特征影响该时期商品的生产和人们的消费，同时满足人们需求的时尚商品，更体现出该时代审美趋向、商业策略等社会文化特点。同样艺术鉴赏领域、收藏领域，所依赖的权威和专家知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同的商品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会有不同的价值解读。也即物具有社会性，正如Igor Kopytoff在“物的文化传记”(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中提到的物在不同文化情境中的价值转换。物的流动是物生命历程中的重要特征，物的社会生命的转变，反映知识的组织和生产方式的复杂转变，反映出社会的变迁、处境的变化，本质是政治和权力在发挥作用。人们在商品消费中，通常将商品看作可代表消费者的符号，对其消费亦是对符号形象的追求，而忽略商品本身特征。此书从物的角度讲述物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如何介入社会秩序，物的不同阶段或角色转换与政治、与历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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