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ndo, Dorinne K.1990.

Crafting Selves: Power, Gender, and Discourses of Identity in aJapanese Workpla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创塑自我》是一本关于日本下町居民如何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塑造自己的身份（identity）的民族志，作者为美籍日裔人类学者近藤。基于对下町居民文化与经济生活的田野体验和分析，近藤提出如下观点：“身份”的含义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而随着社会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对身份的构造即是对处于社会语境中的自我（self）的构造。

一、内在与外在

身份认同是外在权力与内在自我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近藤首先在她自己身上体会到了外在权力与内在自我之间的张力。在作为一个有着亚洲面庞的美籍日裔，Kondo初次进入坂本家的时候，社区的集体力量努力将她重新塑造为一个“归来的日本女儿”，近藤本人遵循着集体对她的要求，也努力地以“日本女儿”的身份进入社区。此时的近藤认为“身份”是一个由外部构建的内部整体，身份的不同的面相，比如性别、年龄、种族决定了一个人的身份和与之相匹配的行为方式。只要她能够了解行为背后的文化含义，学习当地女孩的行为方式，她就能够以“日本女儿”的身份进入当地社区。近藤作为人类学家，作为一个社区的观察者，在这一过程中也被社区所塑造。她学习着一个年轻的日本女孩的文化行为，但是这种努力两相不讨好：“你毕竟是个美国人”和“你比日本人还日本人”的评价，以及坂本先生对她做的日料的委婉批评，都让她感到疲惫。一次买菜的经历让她意识到，社区对她“日本女儿”的身份重造让她感受到自我意义的消减——这些文化行为对她来说没有文化的意义，反而渐渐让她失掉了她在社区中作为一个研究者的意义。她的邯郸学步不但没有使她的行为变得更赋文化性，反而让她的行为更加偏离自我从而失去意义。她成为了她自己的“他者”。

近藤在自己重塑“日本女儿”身份的失败经历中认识到，这一切的原因是她的“日本女儿”身份是一个不自然的努力的结果。她没有浸润在这种日本文化之下，只是模仿学习日本年轻女孩在各个情境之下的反应而已。身份能够从不同的年龄、性别等行为模式中表现出来，但是各个表现的拼合却不能够被认为是一个人的身份。近藤在田野中遭遇的那个被他者塑造的“自我的他者印象”（the Other in my own mind）就是最好的例证。文化身份可以借由它的各种构成表现出来，但是这些元素的拼合不构成身份。

身份的核心是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保证了人们在不同权力关系构成的领域当中保持一种同一性。当近藤搬到畑中（Hatanaka）家之后便开始从自己的身份出发——一个研究者，一个客人——进入这个社区之中，一切就开始变得顺利起来。近藤的身份理论也正是从她自己的经历中收到启发：身份是自我在各个情境之下所作出的倾向性反应。一个人的行为受着情境的制约，一个人的身份也受着情境的塑造。身份是自我个体与社会世界相协调之下的产物。既然身份与社会情境息息相关，那么在日本社会中，身份构造的特殊性在哪里呢？

二、传统与义务

一次私人谈话让近藤意识到即便是在现代化程度很高的日本，“传统”依然现代日本人的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力量：年轻人在继承家业与追寻自己的梦想之间犹豫不决、手工艺人小原先生强调自己手艺的传统性、佐藤甜品店对传统“店家合一”模式的偏爱、下町选择樱花树以强调自己选区“才是真正的日本”。这些都让Kondo意识到日本身份建构的特殊性。日本人对“家”的紧密联系，使得“日本传统”与“义务”（obligation）在日本人的自我身份构造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通过对“日本传统”的强调，居住在下町的居民能够建立一种积极的自我身份认同。因此，强调“传统”与“义务”的身份认同体现在下町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构成了日本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

日本人的自我塑造与社会关系、与社会关系相匹配的义务（obligation）紧紧联系在一起。由社会义务缔结的个人，其自我意识更像是一种位置意识，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远近关系，也有不同的义务责任。家庭义务是社会义务的基础，因此家庭的概念在个人的自我身份构建中起着基础作用。在日本社会中，家(family)分为“家系”（ie）与“家屋”（uchi）两个概念。“家系”是凌驾于每一代人之上的实体，它拥有属于家族的财富、荣誉、历史与责任，每一代家庭的任务就是守护它，保证它继续绵延下去。“家系”更多地表达一种权威秩序而不是归属感。表达这种归属感的概念是“家屋”，指与外部社会区别的内部家庭环境，是体现日本亲属关系的重要场合。日本人回家的时候会朝着屋内喊一声“我回来了”，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一个与外部社会世界相对的内部世界，家屋体现了日本人对家的情感归属。“家”的概念除了提供认识自我的位置感，也是提供了缔造权力秩序的基本模式，这种秩序会在家庭以外的场合发挥作用。“家”作为“日本传统”的一个符号经常被借用到工作场合中。

三、“家店”

义务在身份构建中重要性使得日本人的自我概念与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家”作为一种基础的传统组织模式也影响着东京下町的经济模式。因此，在工作场合当中，对家的义务与对工作的义务有了极高的相似性。最典型的身份构建就体现在日本下町“家店”（uchi no kaisha）的商铺之中。“店家合一”的经营模式是最普遍的经营模式。在“家店”的商铺中也体现着类似“家系”的权威秩序，也体现着类似“家屋”的和谐相处模式。

佐藤家的甜品店沿用着日本传统的商铺经营模式，家与店面共处一屋。佐藤甜品店等店铺宣称采用传统模式是为了给工作场地增添一丝“家”的温情，但其实是为了利用“家系”的权威秩序，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大的利润。因此“家店”经营模式与其说是对传统的偏爱，不如说是对传统日本家系的权威模式的偏爱。基于家系的权威模式建立的秩序等级，处于家店中的人员尽量制造能够在这种模式中获益最大的身份。社长通过强调自己的“家长”身份站在在家店的最顶端。手工师傅通过强调“工艺传统”与“物我合一”来强调自己微妙的艺术感受，从而建构自己的“师傅”身份。社长与师傅都处在秩序的最顶端，他们是家店的中心，年轻的手工艺人与女人则是边缘。

如果每一个人都在争取权力，争取话语权的过程中建构自己的身份，那么日常生活必定处于无休止的明争暗斗之中。近藤基于在佐藤甜品屋的观察提出，和谐在个人身份构建中也同样起着重要作用。近藤在佐藤的“家店”中发现了临时女工就承担着维持和谐的作用。她们将家屋的温情含义带进由社长与手工艺师傅建构的双重权威秩序之下的家店之中。正是有了这些临时女工，秩序与权力不是身份构建的全部，和谐与温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由权力建构的等级秩序。临时女工能够甘于家店中的边缘身份，是因为她的身份认同并不来自于店，而来自于对自己家的忠诚。临时女工正是利用家务之余做临时工所获得的工资提升了在家庭中的地位。她对自己的重要性的认识来自于社长的“家店”与自己的“家屋”之间。由于边缘性，在“家店”中，年长的临时女工能够像母亲一样安慰年轻手工匠人，同时因为临时工的时间灵活性，使得女工能兼顾家务。女工在兼职工作中获得来自集体认同的身份，但是同时工作又提升了她在家庭中地位。

通过生动的民族志书写，作者展示了即使是在现代日本，“传统”话语和实践仍然在多个社会场合与日常生活中塑造着个人身份。为了更好地理解身份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人类学家在田野中的身份重塑也值得我们反思：作者个人的经验是否能成为民族志中的一部分。近藤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在本书的开头，她加入了自己的“他者”经验，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身份是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外在集体与内在个人各个层面共力的结果。

复旦人类学民俗学  吴越晴红  推介

裴阳蕾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