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 GABRIELLA COLEMAN (2013) ，CODING FREEDOM: THE ETHICS AND AESTHETICS
OF HACK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本书是作者通过与网络技术最聪明和桀骜不驯的一群使用者——黑客的日常接触所写成的民族志。在书中，作者深入探讨了黑客、开源软件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黑客通过建立开源软件平台来维持他们的言论自由，他们在实践中努力与知识产权法相抗衡，扩展并重建自由主义理想。
开源软件
自由和开源软件（F/OSS）指的是非专有但有许可证的软件。这种免费软件并不是为了某一特定目的而研发的，甚至没有对适销性的保证。使用者可以接收源代码，也可以自行编辑软件或副本。作为最著名的免费软件项目之一，Debian制定了一系列的规范来保护自由软件的发展。
虽然黑客并不是以“推进”自由主义理想为目标而产生的，但自由主义传统与黑客活动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自由软件首先强调学习和获取知识的权利，虽然黑客有多种动机来生产他们的软件，但他们共同致力于生产自由。大多数黑客都相信知识的获取和共享有助于再生产，所以大多数类型的软件应该是开源的。以Linux为代表的开放式系统是一项卓越的技术，许多人把它比作一种理想的学习方法。但它正在受到滥用知识产权法公司的攻击，更糟的是，有些大学也开始以此来申请发明专利，这将有损教育公平。
自由软件的兴起同时也削弱了知识产权法。由于言论自由与知识产权之间的摩擦日益加剧，美国法院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公开提出了这个问题，认为F/OSS的使用使当前的知识产权制度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作为一名黑客，史泰尔曼曾依靠巧妙的技术策略来破解法律，他在1989年创造了一个清晰的自由软件法律框架GPL以防止争议。GPL是一个建立在版权法之上的许可证，它可以应对传统的版权原则，在现存的法律框架下依然能使其他用户实现软件的使用、共享、修改和分发，它是对强大约束系统进行讽刺的一个实例。史泰尔曼认为在编程方面，他的主要目标是自由：他想设计一种保障自由的法律结构，通过给予用户自由，让他们可以使用免费的软件，不受别人的支配，在政治上抵制信息的日益私有化。史泰尔曼的个人癖好，坚定不移的激进主义，不断使用自由软件可能会向企业界传递反商业主义的信息——或者更糟的是，他们像是一些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变体。
自由软件产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影响，使人们认识到知识产权法也存在局限性和可替代性。自由软件法和知识产权法这两个独立的法律如今在信息和通信技术中相互抗衡。如果法院改变了规定，把知识变成私有财产，他们也改变了言论自由法。但全球对知识产权法的监管对此有明确的表述，如果教育、信息和娱乐没有受到知识产权法的有效保护，创造者和其他知识产权所有将失去创新的动力，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实践矛盾的一个实例。
黑客
人类学家经常关注于文化价值——伦理、美学和以及一个群体认为重要的社会生活的政治属性，这有助于我们区分本群体与其他群体。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黑客创造了“黑客”这个术语。从那时起，他们的负面形象就开始在媒体上出现。根据黑客术语，骇客指的是黑客为了不正当的、恶意的或非法的目的，而黑客仅仅是技术爱好者。黑客也倾向于崇拜电脑研究一些深奥的技术，主要是编程、系统或者网络管理、安全研究和硬件入侵。
黑客的伦理包括美学、对信息自由的承诺，以及相信计算机可以成为美好世界的基础，他们的技术远征是为了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Milberry 2009）。黑客体验的是自我技能实现带来的快乐，事实上，克服阻力和解决问题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成就感和自豪感的来源。并且，黑客经常会感受到一种更为痴迷和幸福的状态，这种快乐的形式近似于罗兰·巴特（1975）所描述的幸福——一种如此完整、全神贯注的愉悦，抹去了自我意识的感觉。
黑客也是幽默的，幽默不仅能表达黑客的乐趣所在，也表达了黑客创造力和有个性的生活方式。电脑黑客就像精妙的代码一样，在公共场合变戏法地展示最有创造力的自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黑客也是一种表演性的行为。这种智慧的表达体现了黑客典型自我的形象：他们是有决心和理性的人，能使用自己发展良好的能力感知和理解“正式”世界——不管是技术性的还是非技术性的，他们都能以如此敏锐的洞察力进行干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总是抱着开玩笑的态度面对任何事情。
实际上，黑客群体一直在社区民粹主义和个人精英主义之间交替。在F/OSS的理念下，黑客们坚持合作互惠和技术互助，民粹主义者的立场是给每一个努力做出贡献的人平等的价值，所以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互相交流分享。但他们也有一种精英主义立场，对自力更生的个人给予极高的重视，会用成绩和技术来评价个人才能。黑客们将花费数小时互相帮助，密切合作，但他们也会参与和同龄人在技术上的激烈竞争，这反过来又创造了等级制度。
代码即语言
从本质上讲，计算机代码只不过是文本，是一种语言形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代码也是能够控制行为的法律。黑客故意将源代码放在自由的领域，社区成员可以就此无拘无束地讨论一个计划的细节，而不用担心违反任何协议。当黑客阐述一种复杂的自由语言时，他们也阐述了在他们的国家中更集体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理想定位——如合作、社区和团结。
F/OSS是一种理想的工具，而源代码则被赋予了新的自由含义。版权和文学创作被视为一种政治行为，黑客在这场政治“战争”中取得了部分成功，由于多年的密集技术培训，他们不仅轻易地通过了法律，而且还对其进行了修改以适应他们需要。这种积极的和变革性的作法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全球政治和法律宣传现状的问题。自由软件背后的社会组织在以许多意想不到的方式凝聚在一起，逐渐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反权力机构，这也是F/OSS的概念的体现。在这场运动和社会政治辩论中——学生、律师、黑客以及其他活动家为了进一步创造和扩展公共资源，将一种资源汇集起来，形成共享资源池，然后以此作为土壤来进行文化生产和民主建设。在博客和会议上，许多黑客与律师和媒体活动家讨论一系列法律和技术问题，比如说网络中立的未来和数字公共区域。
在结论部分，作者认为我们可以从黑客的世界中得到两个启示。一方面，黑客世界是一个黑客平衡社会形式的领域。在黑客身上我们通常可以两种相互排斥力量的同存：个人主义和社会合作、功利与艺术、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组织与散乱、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黑客虽然是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却往往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进行合作。所以，我们不应该以此来质疑个人主义，反而应该质疑个人主义会妨碍合作的假设。事实上，个人主义往往导致更多的合作。第二，是什么让这些黑客看起来如此有趣？他们形成的组织并没有产生很大民主影响，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和社会结构，但是他们在技术上的合作使得与他们建立起一个社会共同体，在那里可以不受任何约束的学习。
复旦人类学 武艺 推介
朱彦珺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