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思恒 社会学 研二

《跨越边界的社区》是项飙的成名作，于2018年修订再版。我这次阅读的是修订版，读后有两点惊喜之处。首先是以时间顺序讲述故事。这种叙述方式与一般的民族志很不同，但在我看来很适合“浙江村“的变迁的时代背景。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远非简单的”市场力量解放体制束缚“线性逻辑，从小的时间段展示历史使得大量细节和得以呈现。其二则是项飙补写的序言二中对自己先前的研究所做的反思。在这篇长篇序言中，项飙从非正规经济如何被”正规化“的角度重新思考先前给出的社会-市场（非正规权力）与国家（正规权力）的博弈框架。一方面，社会内部本身存在的不平等（如阶级、性别）因为各种原因被相对忽略了；另一方面，正规化的过程不仅有对非正规经济中的行动者的污名和排斥，也有正式经济对非正式经济中的精英的收编或二者的共谋。换句话说，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划分往往遮蔽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国家与社会-市场精英的共同利益。

在这一点上，《城市里的陌生人》由于借用了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理论资源而直击“国家-社会“理论的痛点。通过分析权力关系及其在空间中的再生产，张鹂老师展现了一个更为饱满的阶级互动图景。”外来人口“不仅仅是男性浙江商人，还有这些家庭中的女主人和外来的打工妹或打工仔。他们显然处在经济社会金字塔的不同位置。国家-行政权力也非铁板一块。基层政府与浙江村的小资产者（尤其是其中的精英）有很多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会在灰色地带形成庇护关系。

因此，我觉得这两本书很适合对照阅读。《跨越边界的社区》提供了关于“浙江村“丰富的历史细节和对温州商人的经济社会行动的很好解释，《城市里的陌生人》则用更具批判性的理论呈现了同一物理空间之下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

唐沈琦 人类学 博一

在《跨越边界的社区》中，项飚从日常行为出发，探讨浙江村人如何基于社会关系展开经济行为，并形成非正式经济网络，在社会关系的生成、联结和依附中，对既有的社会边界形成超越。项飚认为，在既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会强调社会的“总体面目”，并将其本质化，当人们试图通过经验研究来探究和反思这一总体时，将形成认识上的割裂。因而，研究需要回到日常生活的层面，通过日常行为的过程分析来理解关系和结构的生成。同时，项飚强调田野调查的“介入”过程，在介入的同时，调查者需要保留自身的主体性，“甚至坚持自己对于生活的一些看法”，调查者在和报道人的对话和互动中，生成对于事实的以及关于事实的阐释的理解。因而，在项飚看来，对日常生活的理解是一个主体生成的过程，而在研究中，这一过程往往在不同主体的经验的对话和互动中形成。

在《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张鹂则更为强调浙江村的边界形成过程中的权力作用。在张鹂的研究中，人口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流动人口既是日常生活的主体，也是权力所凝视的对象。社区内部的社会与空间关系的构建交织着权力的运行和作用，政治控制和经济生活在张力中试图形成平衡。同时，社会治理术被加以探讨，它既可以自上而下施展于流动人口的日常生活，也可以通过流动人口中所生成的“地方头人”来形成内部的自我管理。因而，权力、关系和话语，是这一研究中的关键维度。

邓嘉欢 新闻学院 研一

观察视角方面，项飙作为“浙江村”人的温州老乡，以未婚成年男性的身份进入“浙江村”，主要关注流动人口中的精英、老板，还看到了官员与流动群体之间的互动往来。由于离家外出对女性而言是一种文化禁忌，女性不能随意与家庭外的男性聊天和接触，所以项飙的观察对象大多都是男性，对女性的描述仅限于其目力所见，没有深度的思想方面的交流。

张鹂以女性身份进入浙江村，能接触到项飙接触不到的女工，并与之交谈，记录了“我们是老婆，但不像老婆；我们不是保姆，但被别人当保姆那样看待”等“大老板”的妻子的内心想法。某种程度上，二人的观察对象是互补的，结合起来展示出全面的“浙江村”人的图景。

黄钰涵 新闻学院 研一 

项飙对“浙江村”里人物关系的梳理，以及每个典型事件的厘清，让我想到了新闻中的调查性报道。同样是梳理事件、揭示事实，调查报道的目的是揭露黑暗面引导社会的进步，而项飙的记录是从专业学术角度展示“浙江村”的气息全貌和发展轨迹，但犹如一篇面对大众读者的生动调查报道。

“贴着地皮看世界”是项飙对自己的人类学观察和著述风格的描述，作为读者，也是我会认为他的视角如此低，给予仿佛站在人群当中的阅读体验的原因。正是这种“生活气”拉近了大众与人类学者的距离，增进了普通人从人类学角度认知日常生活现象。

何静 人类学  研一 

研一  人类学 研一

阅读《城市里的陌生人》，在研究方法和问题分析上，我认为有四点值得关注。首先，作者将流动人口中业主们的社会空间的生产至于其民族志研究的中心来探究他们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这种非正式的庇护；其次，作者从民族志研究的角度解释垂直分布的三个群体，即地方官员、流动人口领导层和普通流动人口家庭之间何以结成庇护关系的联合；再者，作者将对一些地方性的讨论置于首都北京这个更广阔的地缘政治北京中去对社会内部持续的社会、空间关系重构以及其与地方政府间关系进行分析；最后，这次研究中作者关注的主要群体是流动人口中的企业主，而非民工。

这也对我的民族志调查带来了一些启发。在传统的都市人类学研究中，大多的研究者会把视线放在黑帮、平民窟等这样的底层社区上而作者却很有创设性地将视野放在了流动人口中的老板等这样一群“高层”群体上；在作为官员的管理者与作为流动人口的被管理者之间，张鹂没有局限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这样一个二元的模式之中，她不仅看到了官员-大院老板-大院居住者这种垂直的权利分布，还看到了官员与流动人口群体之间的互动往来。这两个点在我看来，对我今后的田野调查是极大的启发的。

朱彦珺 人类学  研一 

我们的第一印象都会认为项飙的研究中对理论的涉及比较少，并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指导与牵引着整个研究的进行。然而值得指出的是，项飙并不是没有理论意识，他想做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与西方的理论进行“对话”，或以西方的理论模型来“指导”中国社会的研究。在“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这一章，项飙指出，“和以往从西方认知里发展起来的理论保持一定的距离，先从中国的事实中最朴素地发掘出一些简单的东西来；然后再拿这个理解去看非中国的社会，看有没有可能从这里形成一般性的学术概念”。这句话表明了作者关于“理论”与中国田野实践如何进行融合，并以中国实践提出“普世”理论的态度。

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项飙看似在调查特定的“浙江村”，其实他本人也随着“浙江村人”进行着地域上的迁徙、圈子与网络的塑造以及身份认同方面被动或主动的转化。许多浙江村人告诉项飙，他们的人生可以写一部书或拍一部电影，而项飙也在他们对于过往的回忆中，将“历史”与现实相互打通。

我钦佩作者如此深入社区、详尽记述与跟踪社区生活方方面面的热情和勇气。“浙江村”中的人与事，已然融入了他的生命，而这一切都使他的作品充满了烟火气。正如他在结语中意味深长写下的：“我只是实践者的再蹩脚、无能不过的秘书，怎么把这个秘书当得少蹩脚一些，是我终生的任务。” 我想，这是人类学研究者应有的关怀与担当。

编辑  |  潘天舒  张聪   朱彦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