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Herzfeld: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本书是以国际著名人类学家迈克尔·赫茨菲尔德的学术人生为核心的传记，是哈佛燕京学社和三联书店学术丛书最新推出的作品。迈克尔·赫茨菲尔德（1947-）是哈佛大学荣休教授，现受聘为上海外国语大学长江学者。他近年来提出的“文化亲昵”（cultural intimacy）、“有担当的人类学”（engaged anthropology）以及遗产批判理论在国内外人类学界产生了持久性的影响。他的见解和观点也随着相关作品的译介以及他本人与中国人类学界日益深入的交流而进入中国的学术语境。中央民族大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刘珩教授即是早期将他的著作和思想介绍到国内的学者之一。

当一位人类学家为另一位人类学家立传，自然少不了学科特色的彰显。在充分研读著述的基础上，本书的作者也曾赴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与赫茨菲尔德有过深入的互动与交流，将“参与式观察”与“口述史”糅合，试图“让赫茨菲尔德的学术观点在人生的各个阶段的研究语境中加以‘展演’”（引自第367页）；同时，作者本人同赫茨菲尔德一样，也是一位勤奋且高产的学者，对国际和国内人类学界的学术流派、发展及动向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因此，在旁征博引中，得以巧妙地将赫茨菲尔德的观点放置在学术史的脉络中进行考察。在综合以上两个维度的基础上，作者亦联系不同国度在特定时期的政治格局，探析赫茨菲尔德的学术创作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调适、妥协与抗争——于是，我们得以在传记中看到一个立体的人类学学者形象。无论是文体样式还是行文风格方面，本书都是我国学术传记值得重视的里程碑作品。

作者在开篇富于总括性地指出，赫茨菲尔德的犹太身份背景，以及多地多国别、多学科的学术训练和田野考察经历，使他始终带着强烈的“熟悉的陌生者”的意识，这种“人类学家必备的美德”（第5页）,亦是他学术人生的主基调。除前言部分之外，这部传记的主体部分共有八章。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大的方面进行概括。而这也是人类学研究者从书斋到田野，再反观并推动理论建构、积极 “发声”的理想姿态。

一是谱系之延承。在第一章，作者辅以访谈资料，讲述了赫茨菲尔德由考古学转向民俗学，并最终进入牛津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从事地中海区域研究的成长和求学经历。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他的导师是坎贝尔（John Kennedy Campbell），再往上则是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赫茨菲尔德发现，两位前辈关于“裂变型”[1]社会和“荣誉与耻辱”[2]的观念同样适用于他所进行田野研究的希腊山区。在继承这一关注“道德社区/空间”的研究路径的基础上，赫茨菲尔德加入了民族国家的视角，考察“言辞和话语如何将地方性社区和各种更大的实体调和在一起”（第33页）。《成人诗学》（The Poetics of Manhood）即是他基于这样的理念所写成的、一部关于希腊克里特高地半游牧群体的民族志作品——在第二章“早期的符号学与民俗学研究”中，作者将赫茨菲尔德与希腊的渊源娓娓道来，早年所受的古典知识训练与对古希腊语的的熟练掌握，使他对希腊民俗学派的语言考据颇为偏爱。与之相对，他对于另一派脱离语境的民族主义希腊民俗学研究，则持批判的态度。这也引申出了他所谓的“民族志的符号学研究方法” （第57页），即将某一符号或者观念置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之中进行考察，让符号学的研究走出脱离社会实践的二元对立——两种情怀的汇合使得他在自己的成名作中“试图通过克里特山地牧人当下的日常语言，去追溯一个’业已逝去’的古典知识的意义的世界”（第78页）。这部作品至今仍是希腊研究的经典之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赫茨菲尔德的学术地位。

尽管赫茨菲尔德在英国接受教育，但是又跳出了英国的学科界限，在美国开始了自己的教学和研究的事业（第5页）。三、四两章是关于赫茨菲尔德学术立场和站位的讨论。在第三章“初到美国”中，作者回顾了美国关注心性与文化类型研究的“人文主义”人类学与相较而言更注重社会结构和制度性研究的英国“社会”人类学传统。两者之间有分野，而赫茨菲尔德一直在充当“调和者”（第86-87页）。这样一种立场，与他的前辈埃文斯-普理查德从比较与历史两个维度对功能主义人类学加以改造（第89页），从而在英国人类学史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作用一脉相承。在继承“裂变型”观念的基础上更突出个体或群体特有的实践方式和能动意识，是赫茨菲尔德用以分析小型社区（无论是在希腊、罗马还是泰国的田野研究）与民族国家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论框架。把前辈的学术观点与“现代”人类学并置在一起，他为经典的人类学家及其著作辩护。这样一种捍卫人类学的经典理论、作品和人物的态度在第四章“不偏不倚的人类学视角”，即与后现代、后殖民思潮的交锋中更为鲜明地呈现。

二是概念与哲思。赫茨菲尔德曾说，对他直接产生影响的学者包括维科、布尔迪厄和早期的吉登斯（第8页）。其中，18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维科（G. Vico）的影响可能最为深刻，而这与赫茨菲尔德最初的古典情结密不可分。在第五章“维科式的人类学家”中，作者由维科的哲学思想出发，探讨其对于人类学学科的启示，包括诗性、言说，与“理论即实践”。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让万物回到其源头”的反启蒙努力与人类学对浪漫主义情结的追寻不谋而合，辅以词源学的追溯，可以帮助认识事物“原初”的状态；在具体操作层面，这样一种重视感觉和体验的“诗性逻辑”可以将民族志从实证与客观的描述中解救了出来，提倡“在言语实践中去认识以己度物的语言将人和万物联系起来的方式”（第170页）。维科的“诗性智慧”让人反观那些“僵死的隐喻”，从而发现现代理性和净化运动所造成的遮蔽和割裂，由此辐射引申，那就是民族国家通过对差异性历史的压制所造就的、单一同质化的整体——赫茨菲尔德呼吁，人类学研究者要看到同质化背后的模糊地带，要去寻找民族国家与民众“共谋”的亲密性空间。这也引出了他所提出的、统摄力极强的学术概念“文化亲密性”（cultural intimacy，纳日老师译为“文化亲昵”）。

第七章的主题即关于“文化亲密性”。首先是理论内涵和脉络的澄清。文化亲密性理论的参照对象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想象和吉尔奈（Ernest Gellner）的民族主义观念，并对两者进行了日常生活层面的补充和完善，强调个体能动性，审视民众如何“将自身嵌入民族国家的话语和叙事之中”（第247页），作者也将文化亲密性与毕力希（Michael Billig）的“平庸民族主义”、哈贝马斯的“准公共空间”等进行了比较。其次引述其他学者以该理论为框架进行的民族志个案研究，展现具体的“诗性策略”，包括施雅克（Andrew Shryock）所称为“谱系民族主义”的约旦部落认同方式（第251-252页）、非洲国家加纳以鼓舞这一艺术“展演”和文化形式在学校推行民族主义的过程（第260-262页）、土耳其流行音乐中被用以包装和推销宗教教义以及民族主义的“亲密性空间”等（第269页）；也提及了施雅克组织学者编写的《台下和台上：公共文化时代的亲密性与民族志》，该书旨在阐释公共文化中的亲密性本质（第296页）。最后，结合中国的语境，作者指出“文化亲密性”亦是考察中国公共生活以及社会组织方式的重要概念（第302页），杨美惠的关系学、阎云翔关于中国社会道义互惠实践和个体化的研究，都被作者纳入了“文化亲密性”的框架——这一系列的“旁征博引”足可管窥传记作者广泛的涉猎和深厚的积淀。

三是态度与担当。在传记中，笔者认为这样一种担当有两方面的体现。一是面对学术界的不公以及社会舆论时，作为知识分子的态度。在第六章“剑桥出版事件”中，传记作者回顾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赫茨菲尔德所卷入的学术风波。事情的起因是美国的希腊媒体对一位年轻人类学家（赫茨菲尔德是她博士答辩委员会的成员）的学术观点所进行的恶毒攻击，而赫茨菲尔德选择挺身捍卫知识分子的学术自由（第192页）。面对剑桥出版社因舆情而拒绝出版她系统反思希腊马其顿地区民族主义发端以及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的学术著作（第203页）时，赫茨菲尔德和同事们相继提出了辞去评审委员会的职务，以示姿态。二是面对社会不平等和弱势群体时，作为研究者的态度。第八章“文化遗产、空间清洗与有担当的人类学”囊括了赫茨菲尔德关于知识、传统和遗产的研究，关注希腊小镇的手工艺人、罗马蒙蒂区面临“拆迁”的居民和泰国曼谷社区在遭遇“空间清洗”时所发展出的“诗性策略”。通过深度的田野工作，人类学者在与他们的互动过程中体认他者的能动性——这绝不是站在道德高地的同情与怜悯，而是建立在平等交流基础上的感知与宽容。身在动荡的“田野”与学术的“江湖”之中， 常常身不由已，而赫茨菲尔德可以保持良好的平衡。

赫茨菲尔德的作品以语言的复杂著称。感谢刘珩教授所写的传记，他所做的概括、提炼和引申也为未来的进一步探索指明了方向。读罢此书，脑海中浮现出一位前辈所说的话，即：人类学家是脚踩大地的哲学家。在我看来，赫茨菲尔德正是最好的例证。维科的思想是他学术精神与气质的源泉，在他的作品中，总能看到一种略带忧伤的古典情结，他用幽默的笔触化解这种无奈，用故作戏谑的姿态回应所见所感中的断裂。这样一种精神气质贯穿了他的田野实践，也提醒我在未来的研究中找寻到属于自己的精神传统。

赫茨菲尔德在牛津攻读人类学博士时，并没有忘记他在硕士期间的民俗学熏陶；来到美国学界后，也没有为所谓的“融入”而遗忘与抛弃英国的人类学传统；面对后现代的潮流，他并非充耳不闻或一味批判，而是有选择地接受与审视。可以看到，他的学术底层逻辑连贯且自成一体，心中的信仰使他不会随波逐流——当然，他本人就可以引领潮流。

我是在2019年年初上海外国语大学关于田野调查方法的讲座中，第一次见到了Herzfeld；2020年初Herzfeld在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畅想都市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讲座结束后我找机会和他聊天，他热情地回应，并递给我一张名片，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写邮件——我们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我的导师说，他给Herzfeld取了一个中文名，叫做“贺心田”，Herzfeld本人也同意了——他的心灵常在田野，而因之生发的牵挂与迷思又随笔尖的流动，化作“诗性智慧”，灌入我们的心田。

复旦人类学专业硕士生 朱彦珺   推介

潘天舒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