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作者Emily Yates-Doerr是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其研究兴趣在于健康、食品公正和社会不平等。她目前正在进行“La Ventana de Los Mil Dias”（生命的前 1000 天）母婴营养政策的相关研究，该政策需要与危地马拉的健康和发展专家合作。也正是基于在该项目中与不同公共卫生、发展专家等合作，引发她对于在发展项目中包括人类学家本身在内的不同行动者之间紧张关系、以及到底该如何合作、如何面对合作中“歧义”等问题思考。这些问题也恰恰是人类学家所面临的一个长期存在的田野问题。

Emily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背景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相关研究类似。其项目所在地危地马拉，随着当地战后贫穷，健康改善等项目数量激增。而这些项目也正是在鼓励多学科合作的背景下，由“国际合作”资助，并将社会科学家与其他领域的专家联合起来，对交叉兴趣的课题共同进行研究。Emily作为人类学家即是其中的一员，她在高原的奎察尔滕纳戈州待了三个月，研究一种通过改善胎儿和早期生命发育来改善全球发育的方法。但是在实际项目实践中，她愈发察觉她与其他学科背景的合作者谈论其所做的事情时所使用的术语通常是相同的，然而不同行动者之间所经常使用的这些术语背后却做非常不同的事情。

例如在C中心，关于“全球卫生”一词，Emily与该中心的科学家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与解释。在Emily看来泛美卫生组织（PAHO）由于其治理结构是通过国际网络发展起来，它今天是联合国的一部分，拥有世界卫生组织（WHO）拉丁美洲分支机构的称号，并倡导“普遍健康权”， 泛美卫生组织显然参与了“全球健康”的产生。而C中心的科学家认为“全球卫生”一词属于与世卫组织中心分支机构有关的活动，而不是泛美卫生组织。会议室里的某一个人进一步缩小了范围，声称“全球卫生就是非洲”。Emily意识到歧义的对立面不是理解，而是一元化，是将差异压缩为相似。但当她在这些交流中与其他合作者共同努力时，发现不同的意义不仅不能被压缩成相似的东西，合作者们也拒绝被视为稳定的状态。

来自圣胡安社区之一的妇女聚集在非政府组织 Paisanos 发出的一条信息旁，上面写着：“我们是 Paisano [乡下人] 为一个健康的国家而团结起来。” （作者摄）

在跨政治部门和政党，跨医学、教育、发展等学科中，“如何合作”的问题无处不在。通常这是一个由政治家、国际机构、护士和社区中的人们提出的问题，而作者则是在想研究的营养政策就是在这些社区中提出的。

Emily在Marilyn Strathern的“尴尬关系”、Viveiros de Castro的“可控歧义”以及Annemarie Mol的“关怀”等理论基础上，结合其在该项目中的实际实践提出Awkward Collaboration 和Careful Equivocation这一对概念。在文章中，作者详细描述了Careful Equivocation的方法、兴趣和目标结合和分歧的情况，强调在健康发展项目中不同行动者之间所形成互动的差异。

她用尴尬的合作来暗示一种不平衡的、未完成的、跨越差异的互动，这种互动改变了处于合作场所的人之间的关系。而为什么“歧义”是重要的，当然是歧义与合作是连在一起的：正是因为有了合作，所以产生了歧义，而如何理解/处理歧义又影响着我们如何合作，以及合作的效果。处于合作中的各个行动者尽管不总是意见一致，但这些行动这之间保持密切联系，既不是完全分开，也不是完全在一起。因为行动者们塑造和借鉴没有完全溶解彼此的术语，参照对象被认为是稳定的，但在这些尴尬的合作中，Emily发现它们在改变形式。

她认为Careful Equivocation一种与不稳定相协调的研究技术，它应该作为合作的替代目标，它不会导致相同或统一，这项技术将会有效地重塑正在出现的全球卫生合作。

作者田野中报道人之一（Anne）的干预项目一部分，包括玛丽亚（右二-是作者在危地马拉的翻译）在内的女性聚集在一起，该项目由社区主导，旨在满足社区特定的需求。（作者摄）

在这里，Careful笔者认为不仅仅是“谨慎、小心”的意思，更有一层“关怀、照护”的含义在里面。因此，本文将“Careful Equivocation”翻译为“关怀性歧义”。它最直接对理论对话来源于Viveiros de Castro的“可控歧义”。Viveiros de Castro (2004, 20) 将“可控歧义”视为一种将差异视为意义条件而非翻译障碍的手段。可控歧义有助于表明，我们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协调不同形式的专业知识。但在Emily在实际实践中发现，在合作的关系和空间时间中，行动者之间的差异是突现的和不稳定的，不同行动者所追求的目的不同。因此，其另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于Annemarie Mol使用的关怀（care），这与仁慈（kindness）或同情（compassion）无关，而是一种愿意避免泛泛而谈的意愿，以便关注一些问题变得重要而其他问题却消失的情境。在这一关怀框架中，理论是需要处理（handle）的事情，而不是需要解决（resolved）的事情。对歧义的问题进行关怀可能是人类学家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也许对从事全球卫生领域不断变化的其他人也是如此。关怀性歧义有助于清楚地表明，在我们着手实现这些目标时，这些目标将如何改变。关怀性歧义就是承认，我们不必知道“他者”才能参与学习和交流的空间。关怀性歧义提供了对全球健康人类学的一种干预，尤其在不知道实地工作一开始什么是“全球”、“健康”或其学科的“全球卫生”之时，关怀性歧义的优势在于它致力于保持自己的开放性。

关怀性歧义之关怀性工作中的一个方面是要挑出人类学家在可能遇到的医学、产科、人道主义、发展经济学、金融学或其他亲属关系或生（或死）等领域的尴尬合作中，哪些利益应该被强调。关怀工作的第二个方面在于随着跨学科互动的展开，与他人的暂时承诺或参与。换言之，这是一种将田野工作视为关怀工作实践的技术，而caring则是构成和改造“田野”的一种技术。

作者最后认为关注尴尬合作产生的歧义有助于保持对合作中持续存在的差异的关注。考虑到许多全球卫生项目的不对称性，这种对差异的关注尤其重要，在这些项目中，一些行动者比其他行动者拥有更多的（政治、科学、理论）权力，而强调统一通常成为一种方式，以避免或忽视那些典型的（政治、科学、文化等方面较少的权力，或理论权力）谁不适合。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对差异的关注有可能将非主导行为者推向他们积极参与的体系之外。展示合作的尴尬是一种尊重行动者之间差异的方式，同时也拒绝将这些差异锁定在适当的位置。

关怀性歧义提醒我们，与其他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共同合作已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但在合作过程中必然存在“歧义”，并且这些歧义是不断变化的。关怀性歧义并不是为了寻找稳定或规范性的答案来回答人类学“更好”的问题，而是要回答那些基于经验和位置的问题：什么时候更好，怎样更好，为谁更好？在渴望中发现或发现知识（一劳永逸，对我们所有人都是真实的知识）的过程中，它也随着事物的结合和分裂而跟随并朝着一种承诺前进。回到人类学本身，这是我们人类学者处理不同和不断变化的差异时所面对的挑战和难题。而这些差异往往被某些强大的科学的共性所抹去，但仍然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强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