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harles Hockett 提出的人类语言独有的13 种特点中，多媒体潜质愈发在这个信息化时代凸显出来。但是，他所强调的只是语言信息能够通过多种媒体被传递的特点（Charles Hockett, 1959），却并未料想到如今不同媒体渐渐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语言。例如，互联网催生了各类网络语言，包括缩写、谐音、他国引入等多种形式；又如，在社交媒体上，表情包作为一种特殊的网络语言备受年轻一代欢迎。

虽然同样身处网络语言崛起的时代，但由于核心家庭中的两代人——父辈与子辈——分属数字化移民与数字化土著两大阵营，他们对新信息和新知识的接受能力存在着较大差异（周晓虹，2016）。具体而言，在两代人的交流中，子辈往往是网络语言的积极输出者，父辈则因更习惯于使用日常语言而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时常对这些陌生的词汇与图片产生理解困难，于是出现通常所说的代沟现象。

当下，大学生远离家乡、异地就读的现象非常普遍，微信已然成为核心家庭代际沟通的重要工具。但是，如上文所述，父辈与子辈在微信聊天的过程中常因网络语言的使用而产生分歧甚至矛盾。因此，笔者希望从微信交流这一代际沟通的日常情境出发，探究代沟在微信中的具体表现，并进一步探索两代人各自的冲突管理策略。

代沟概念强调代际间的冲突性，是差异和分歧到达无法平衡程度的结果。国外学者偏向于将青年一代视为代沟的始作俑者，提出心理未成熟理论、社会心理延期补偿理论与青年“边缘化”理论（F. 马赫列尔，1986）；国内学者则更多地将代沟的产生归因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尤其适用于经历过剧烈社会变革的中国（周怡，1995）。在后者的支持下，代沟可以被定义为“由于时代和环境条件的急剧变化、基本社会化的进程发生中断或模式发生转型，而导致不同代之间在社会的拥有方面以及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的选择方面所出现的差异、隔阂及冲突的社会现象。”（周怡，1994）

部分学者细化代沟的概念，称其浅层表现形态为代差，特征是弱冲突性（康岚，2009）。代差观点认为，经历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后，代际间出现的不是代沟而是代差，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和冲突，只有适度的代际差异。在代差的作用下，代际间不仅能够保持和谐关系，还可以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获得密切合作的动力，促进互相理解（葛道顺，1994）。

从传统文化来看，在崇尚儒家文化的中国，代际冲突应当是非常罕见的现象，毕竟“孝”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最基础的道德规范之一。因此，代际冲突的根源应当到文化中考察。

米德指出，当今的代际矛盾与冲突既不是源于社会、政治因素，也不是源于生物学方面的差异，真正的根源在于文化传递路径的变化。她将人类社会的文化分为三种形态：其一，前喻文化，指子辈向父辈学习；其二，并喻文化，指个体主要向同辈学习；其三，后喻文化，指父辈向子辈学习（玛格丽特·米德，1987）。年轻一代凭借自身对新事物更强的理解与吸收能力使社会迈入后喻文化时代，父辈在家庭中的话语权有所下降，青年人的话语权却不断上升，代际差异甚至代际冲突由此产生。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文化传递过程，在社会日新月异的今天，父辈转而向子辈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反哺”现象（周晓虹，2000）。

语码转换受情景、交际者间的关系、交际者目的、交际者语言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动态概念（何自然、于国栋，2001）。进行语码转换的先决条件是行动者必须掌握两种及以上的语言或语言变体，在此基础上根据语言现实、社会规约、心理动机等因素进行策略性的语言转换（于国栋，2004）。

该现象涉及多个领域，其中，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聚焦于语码转换与影响其使用的社会因素的关系（于国栋，2004），以语言选择如何反映权力与不平等为核心议题。例如，在美国的公立学校中，白人女教师以要求有色人种学生用标准英语发言、写作的方式在课堂中践行并维护着种族主义（Daniels, 2018）。Auer 从功能角度将语码转换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说话人为中心、目的是完成不同交际行为的与语篇相关的转换，另一种是以听话人为中心、关注听话人的语言喜好与能力的与交际者相关的转换（Auer, 1990）。Gumperz 有意识地区分情景语码转换和喻意语码转换这两个概念，前者指情景变化影响语言选择，后者指情景不变时交际者为了实现特定目的也需要进行语码转换（Gumperz, 1982）。在Gumperz提供的理论基础上，其他学者进一步研究发现语码转换具有标志身份和区分不同层次人际关系的功能（何自然、于国栋，2001）。

为了研究微信中的代际沟通情况，笔者参考以往对代沟问题的研究，确定提纲拟写的四个主要方向：对代沟的感知、对差异的认可程度、对代际关系的认知、面对差异采取的行动。在此基础上，为了使访谈问题更有针对性、让受访者有话可说，笔者在访谈中有意识地围绕某几个具体现象展开。对父母的访谈主要以孩子在聊天和朋友圈中的网络语言使用为出发点，探究父母对此的态度与相应的行为；而在对孩子的访谈中，由于父母普遍较少使用网络语言，笔者加入了父母平时分享的微信文章这一评判内容，让孩子能更好地对代际差异进行思考。

总体而言，访谈力图探明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父母与孩子在微信情境下的语言使用情况，二是对彼此在微信聊天中体现出的差异的认知以及认知的变化，三是因不同的语言使用而产生的冲突以及解决冲突的策略。

首先，微信情境下出现代沟的根源在于两代人对数字化时代的信息接受度差异，因此笔者访谈的孩子都为95 后，他们是数字化时代土著，与父母在信息接受度方面的差异最大。

其次，大学所在地远离家乡的孩子更可能与父母进行频繁的微信交流，对微信中体现的代际差异与代际沟通策略会有更深的体悟，因此笔者访谈的孩子多数在异地读大学。

最后，要探究代际沟通中的差异与冲突，必然不能只从孩子的角度进行探索，还必须了解父母的行动与态度，所以除了孩子以外，其父母中的一方也被纳入受访者的范畴，这有助于提供父辈视角下的理解。

在上述三个主要原则的指导下，五对亲子受邀进行访谈。

在取得同意后，笔者选择采用对父母和孩子分别进行深度访谈而非焦点团体访谈法，尽量避免他们因为顾虑对方而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影响访谈结果效度。

在访谈过程中，笔者注重从受访者的语言中寻找可以深入挖掘的内容。比如一位孩子提及“会刻意回避一些比较过分的表情包”时，我就立刻追问如何界定“过分”，这些细节才是受访者主观意义建构的决定性因素。

数字化、信息化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子辈作为数字化土著有更强的接受能力与内化能力，而父辈受制于长期以来的生活习惯与价值观念，对新兴网络文化的接受程度不可能达到子辈的程度，这就会导致两辈人之间的代沟，并在微信聊天的网络语言使用中凸显出来。在笔者平日的观察中，父辈偏爱日常用语，子辈却积极使用网络语言（包括表情包），这两种语言无论在语法还是内容上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研究最初的假设是两代人会因为语言选择不同而产生分歧甚至冲突，表现为通常意义上的“代沟”。

然而，五对亲子的访谈所展示的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五位父辈受访者中，有四位都表示平时在与孩子进行微信聊天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遇上过什么自己不理解的网络语言或表情包，因此没有感受到很明显的代沟，交流也不存在障碍。笔者对Z 爸爸的访谈能很好地佐证这一点。

郁：想问一下，平时在聊天里Z 有没有使用一些您以前没有看到过的表情，或者一些网络用语呢？

Z 爸爸：这个好像不太多，我基本上能理解，没有不理解的。

郁：是一看就懂，还是之后是向孩子进一步了解之后才懂的？

Z 爸爸：一看就懂，没有我看不懂的。

在笔者的反复追问下，Z 爸爸还是坚持自己基本都能理解孩子所发的内容。反倒是在所有案例中代际沟通表现最为积极的S 妈妈坦率地承认，她确实经常在和孩子聊天的过程中发现一些自己不理解的内容。

郁：在她平时和您聊天的过程中，或者她发的朋友圈里，会不会出现什么让您觉得不太理解的东西，比如说一些表情或者网络用语？

S 妈妈：有。我们还是有这么大的差距，毕竟差个20 多岁，所以肯定会有，也正常。有的东西呢，我直接会问她这什么意思，（如果）没看懂，她也会很耐心的回答我。

那么，可以说在这些案例中，代沟基本不存在于微信聊天的情境下吗？在对子辈的访谈中，笔者才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代沟并未消失，只是在子辈的冲突管理策略——语码转换下被最大程度地掩盖了。代沟的明显表现备受社会关注，如家庭中的争吵、冷战等可见的代际冲突。但实际上，早在个体的意识选择层面上，代沟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笔者在与父辈的访谈中了解到的和谐代际关系，实际上极大地仰赖着子辈的努力。

微信中子辈的语码转换主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话题选择与话语体系切换，二者的共同点是都属于在先于冲突的层面采取的规避策略。

与语篇相关的语码转换以说话人为中心，其目的是完成不同的交际行为（Auer, 1990）。子辈在与父辈进行微信交流之前，往往就很清楚他们需要完成何种交际行为——以汇报学校日常、自身情况、交流感情为主。在五位受访子辈中，有四位都表示他们一般只会在微信上与父母聊生活安排以及学业相关的问题，这些基本上也都是父母比较感兴趣的内容。

郁：平时在微信上聊什么？

C：妈妈比较想聊学习上的问题，每天都会聊，还有学校里发生的事，和最近心情的波折。

早在话题选择时，子辈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迎合起父辈的期望，因此微信聊天时的话题都是预先经过筛选的，这属于与语篇相关的语码转换。这一筛选标准对于子辈有着极强的约束作用，导致即使他们发现了父母平时的某些兴趣爱好，也不会主动开启这一不在父母期望中的话题，因为这些话题不在传统的“和父母应该聊的”话题范畴中。

Z：我妈从来不会跟我聊明星的八卦，跟我聊的时候感觉永远是正经事。

郁：那你为什么不主动跟你妈聊八卦？既然你们两个都挺感兴趣的，为什么不聊呢？

Z：我觉得这是和朋友聊的。而且就算聊，最后我妈也会通过这个教育我，或者我爸可能觉得我不需要关心这个，只要学习就行，所以就特别没意思。

父辈对于新话题的消极反应强化了子辈筛选话题的行为。Z 在访谈中表示，因为父母曾经对于其他话题做出消极反馈，便不再尝试开拓新话题。这样做，聊天时的语篇虽然不一定有趣，却至少能保证不出错，能最大限度地规避代沟引发的代际冲突，是一种安全式做法。W 爸爸便发现了W 与他聊天时的这种倾向。

W 爸爸：我觉得她就这样跟我们交流，避免跟我们交流深入的话题。可能那些话题还是跟朋友会讲的比较多。

与交际者相关的语码转换以听话人为中心，关注听话人的语言喜好与能力（Auer, 1990）。因为对表情包与网络语言的认知与接受度不同，父辈与子辈很可能产生冲突。在先前子辈种种试图扭转父母观念、让父母采用新的语言习惯的努力都宣告失败后，他们就不再尝试改变父母，转而采用更便捷的冲突管理方式，即改变自己在与父母交流时的语言习惯、迎合父辈的喜好，关照他们有限的新语言学习能力。

在对子辈的访谈中，我发现多数受访者都强调，自己会在与父母聊天时有意识地筛选可用的表情包与网络语言。至于能用的标准，主要就是可理解、无歧义、无不得体内容、尽可能向父母习惯使用的日常用语靠拢。

郁：与父母交流时也会经常使用网络语言和表情包吗？

W：会用，但是会挑着用，筛选自己觉得能用的，要是父母能理解而且没有

歧义的。

父辈之所以会产生代沟几乎不存在的感觉，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子辈在语言体系转换上所做的努力。语言体系切换这一语码转换方式多发生在子辈与同辈、父辈交流的切换中。与同辈交流时，子辈一般比较随意，也更经常使用各类网络语言。但是在与父母的交流中，发的每一个表情包、每一句网络语言几乎都是经过仔细斟酌的，过于新潮、前卫的内容在这种主观的筛选过程下不可能呈现到父辈面前，他们自然不会产生理解困难。

郁：你的父母平时有没有对你的这些表情包或者网络用语表现出来一种强烈的探究欲？

T：好像没有，因为我平时发的表情包就是那种很通俗易懂的。

郁：所以你是刻意会去筛选吗？

T：是的，和他们聊天的时候就只能发这些。

如果父母认为孩子的某些表情包或网络语言使用不得体，他们便会要求孩子删除并改正，此时孩子一般只会改变自己在父母面前的语言使用方式，在与朋友交流时还是照用不误。其实，父母对于孩子这种切换语言体系的行为也有所感知。但这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因此父母也不可能去进一步思考：子辈的语言体系切换行为是否正意味着代沟的存在？自己是否应该对此采取什么行动？

郁：您会不会觉得有时候S 不应该说这种网络用语或者发这个表情包？

S 妈妈：有。我会让她删了。

郁：那S 有什么反应？

S 妈妈：她可能是很不情愿吧，可是她至少在我们关注的这个时间段会删除，后续她再用不用就不知道了。（对S 妈妈的访谈）

郁：（面对看不懂的表情包和网络语言）会不会想到这个可以问问W 呢？

W 爸爸：没想过这个事儿。我觉得她和同学之间可能跟和父母之间完全不一样，她在我们眼里是蛮传统的那种，伪装得比较好。因为我们也知道，爸爸妈妈面前的乖乖女和同学面前的不一样，我感觉应该是这样。（对W 爸爸的访谈）

子辈之所以选择在与父辈的微信交流中采用语码转换策略，是因为对社会规约以及心理动机的顺应需要（于国栋，2004）。

社会规约即特定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认可的行为与思想，违背社会规约会造成负面影响。中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同心圆式的差序格局形态，差序层次清晰，强调存在差等次序的人伦（费孝通，2015）。具体到代际关系，就是子辈对父辈的遵从，可以说代际之间自古以来就是权力不平等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标准之一，即使在子辈的部分知识储备已然超过父辈的今天，“孝”依旧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尽管父辈对新兴网络语言的接受能力较差，但他们被传统文化赋予的威信使绝大多数子辈选择在聊天中采用语码转换策略以顺应他们的习惯与偏好，而不是要求他们学习网络语言。

郁：如果要做界定，是比较传统的那种亲子的上下关系，还是说更平等的偏向于朋友的关系呢？

T：上下关系。就是，一般跟同学说话的话可能会比较随意，但是这边家长的话你就会感觉到他是家长，所以就会注意自己的言语。

心理动机则对应交际目的。微信沟通本就是为了维系感情、保持联系而进行的，子辈并不希望因为语言选择与父辈发生冲突，这样就违背了使用微信的初衷。因此，他们总是倾向于努力保持微信中交流的和谐，自然会选择采用语码转换策略。即使在父辈错误使用网络语言的情况下，子辈也并不一定进行纠正，因为无论最初由哪方开始使用，代际交流一旦涉及网络语言，就有产生冲突的风险。尽管父辈也有亲密交流的愿望，但社会规约将他们放在比子辈更高的位置，他们因此很少采取行动，习惯于将这份责任交给子辈。

郁：如果发现你父母对一个表情包或者一个网络语言的使用和你理解的不一样，那你会怎么办？你会纠正吗？

Z：我不会啊，就放任它自流。就像微笑（指微笑表情）一样。

郁：那你看着不会觉得不舒服吗？

Z：忍着呗。可能会因为这个吵架，所以我不想纠正。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代沟问题是不可能被彻底解决的。米德所主张的后喻文化实际上并未实现，因为正如前文所述，在尊重长辈的传统观念下，子辈与父辈的微信交流有诸多限制。这种限制一方面是由父辈所加，通过对子辈的网络语言模式提供负面反馈抑制他们的网络语言使用；另一方面则是子辈加于己身的，他们为了迎合父辈的语言偏好而主动地采取语码转换策略，尽量避免使用网络语言。

这种情况下，父母在与孩子交流中所接触的新信息很大程度上还是自己所熟悉的、能够接受的，也就很少存在向孩子学习的机会。即使偶尔对一个表情包或一句网络用语感到疑惑，他们基本上也只是自己结合语境进行简单思考，能弄明白当然最好，实在琢磨不出也便罢了，很少主动询问孩子，因为他们几乎不会在微信中使用这些内容。

郁：假如之后她在聊天中采用一些新式的表达，你们会去主动地了解吗？

W 爸爸：说实在的，我不太在意，因为现在我们也在网络里，我看到一些W用的不一样的，虽然有时候会看不懂，但过一阵子我也懂了。

郁：那这个从不懂到懂的过程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呢？是您自己去网上搜索还是怎么样？

W 爸爸：可能是自己判断它的前后语境什么的，我没有特地搜索过这个。

郁：那会不会想到这个可以问问W 呢？

W 爸爸：没想过这个事儿。（对W 爸爸的访谈）

郁：父母平时会对你的各种表情包或者网络用语有表现出探究欲吗？

C：没有任何探究欲，一般我用了他们也不会说啥。

郁：也没有问过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吗？

C：没有问过，因为网络用语我很少在父母面前用，用得比较多的是表情包，他们对表情包也没有太大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怎么用。（对C 的访谈）

面对孩子带来的新内容，父母所做的大多止步于理解、接受，但是很少出现真正自己加以使用的情况。在与他人的微信沟通中，父母始终坚持使用传统的日常语言，即使在代际关系最为融洽的案例中也是如此。

郁：您在了解了这些新的内容之后，之后和S 聊天的过程中，会不会去有意识地使用这些新的内容呢？

S 妈妈：不用，很少用，基本上我觉得，还是按我的老的那种传统的模式去跟她沟通，她用的新的东西我还是不太能接受。

而孩子一般会通过一系列主动调整，如预先筛选话题、谨慎选取语言体系这类语码转换策略来最大限度地避免代沟在家庭中可能引发的代际冲突。因此，可以说子代在维护代际关系上承担着比父母更重的责任，也做了更多努力。这种方式比较接近李新华所补充的互喻文化，长辈还是以向同辈学习为主，同时从子辈处获得部分补充性信息；子辈在新时代以同辈间的互相学习为主，但父辈所传授的传统文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他们的行为方式，至少可以形塑子辈在父辈面前的行为方式（李新华，1989）。但是双方地位的不对等性也十分明显：

子辈向长辈学习是理所当然；长辈向子辈学习却被视为开明。公众往往对长辈向子辈的学习极尽赞美之词，却忽视了子辈长期以来在弥合代沟、最小化代际冲突上付出的努力。

本研究通过访谈五对亲子，探究微信情境下代沟的具体表现以及两代人解决代际冲突、弥合代沟的策略。研究发现，在子辈的语码转换策略作用下，微信情境中的代沟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更多地出现在先于冲突的层面。由于弥合代沟、规避冲突的责任更多地由子辈来承担，父辈对于代沟的感知十分有限。可以说，两代人在弥合代沟上所付出的努力具有较强的不对等性。

子辈有意识地为父辈和同辈设置了两套话题与语言体系，根据聊天对象自由切换其语言模式，这种语码转换策略发挥着区分不同层次人际关系的功能（何自然、于国栋，2001）。尽管该策略对于代际冲突管理大有裨益，但子辈长期采用这一策略可能导致与父辈的差异不断加大，从根本上来说不利于两代人通力合作、在交流中共同进步。当然，父辈也需要在微信聊天情境下有意识地向子辈主动学习、加深了解，在弥合代沟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只有两代人都踏出自己的舒适区，代际关系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而非局限于表层的风平浪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