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亚洲研究权威傅高义（Ezra Vogel）在《菊花与刀》（1989年版）的序言中对本尼迪克特这部名作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做了言简意赅的论述。[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之时，由于美日双方为交战敌国，作者本尼迪克特（Benedict）不可能有条件像马林诺斯基那样进行以参与式观察为核心的田野研究。除了无法亲历实地观察，本尼迪克特研究的另一先天不足就是她不懂日语，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学习这门艰深的东亚语言。为了弥补这先天不足，本尼迪克特效法历史学家，创造性地使用一切可能获得的书面材料，包括档案、影像纪录片、有关战时日本状况的所有官方分析资料以及屈指可数的英语版的日本研究专著。此外，她因地制宜，尽最大可能地发挥人类学擅长田野访谈的专业优势来收集数据。

在不乏溢美之词的同时，傅高义在序言中丝毫没有回避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显露的伦理问题：“她（本尼迪克特）的一个有力的研究武器就是对在美国的日本移民进行访谈。我记得其中的一些受访者在多年后回忆起他们对于在每天午餐期间与本尼迪克特所进行交谈的情形。他们欣赏她所提问题的深度，但实在惧怕她探求他们情感和经历的一切细微之处所作的令人难以容忍的努力。在他们看来，她力图倾听他们所能回忆起的每个细节，一遍又一遍，简直是不厌其烦。他们仍记得用餐完毕后被准许离开时的既疲倦又感到轻松的情形”。[2]傅高义的这段耐人寻味的文字生动再现了一个孜孜不倦的人类学家形象，也真实还原了她在田野访谈时遭遇的伦理困境。在二战这一特殊语境中，本尼迪克特主要获取第一手材料的方式，就是通过和被拘禁的美裔日本人（包括在日本出生的移民以及已经完全归化的移民后代）面对面的交谈。这种在那个年代不得不采取的一种似乎无可厚非的田野调查模式，足以引发当代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对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间权力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伦理问题的全面思考。可以想象，在美裔日本人所居住与集中营条件无异的拘留地所作的任何田野研究，都是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极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的。而这种不平等随时有可能将面谈转化成实际上的审训式访谈，削弱了研究者的文化相对主义善意。

日本读者对《菊花与刀》一书充满矛盾的反应多半也是源于这种权力关系的不平等。 一方面他们对一位从未涉足日本的西方学者对日本文化有如此程度的认识表示钦佩；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她以美国人的视角来阐述美日文化差异时蕴含的那种优越感颇为反感，难以认同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人格以及国民性的观察和分析。[3]的确，此书在理论导向方面的一大先天不足就是本尼迪克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文化与人格”流派的代表人物，而且不由自主地照搬自己成名作《文化模式》[4]中划分文化类型的套路，试图寻找和辨析日本文化中最受推崇的人格类型和情感模式，继而探讨个体与其所在整体文化的关系。在当代人类学者看来，这种对于每一种文化中必然存在一种基本情态人格类型的假设或者判定存在着巨大的谬误。此外，本尼迪克特单纯地以菊花和刀的符号象征意义为切入点，来看待日本文化整体的方式，虽然有助于田野观察资料的组织与整合，但其结果必然是将复杂多变的文化现象简约化、公式化和概念化。

在发表于1947年《美国人类学家》的书评中，与本尼迪克特师出同门的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对《菊花与刀》不吝赞美，认为作者在不懂日语并无法进入日本国内进行田野研究的情况之下能取得如此成就，足以让任何专业人类学者引以为豪。[5]在今天看来，克罗伯的这一评价未免言过其实。事实上，《菊花与刀》这部应运而生的名著是一朵在经院墙外开花却在墙内被专业人士逐渐忽视的奇葩。其急就章式的成书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人类学者在特定历史环境介入政策咨询，以“远距离研究文化”（culture at a distance）的变通路径来替代实地田野观察的先例，一个旨在消除美日敌意和偏见却又同时将文化刻板印象细分化的典型个案。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在充分肯定《菊花与刀》这部应用人类学力作的历史意义的同时，仍然有必要重新检视本尼迪克特在战时研究中运用的研究手段及其伦理方面的谬误。此外，《菊花与刀》在文化人格论框架内提出的有关日本“国民性”的论述，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今，都无助于我们真正理解普通日本民众的生活世界以及自我认知的复杂历程。诚然，本尼迪克特以其出色的文笔、领悟力和概括力，将《菊花与刀》写成雅俗共赏的“日本故事”。但这毕竟是在“国民性”和“文化人格”框架中展开的一个高度简约化和概念化的“静态日本”的故事，在理论预设方面有着显而易见的先天不足，在田野研究方面也有不可避免的后天缺陷。

《菊花与刀》诞生于美国人类学黄金时代，为人类学者如何介入决策咨询实践，将自身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用于政策服务，提供了经典案例。这部在特殊时期，以特殊方式和手段完成的论著，在理论导向和研究伦理方面的瑕疵，也为战后在日本进行田野研究的美国人类学者留下了沉重的学术包袱。如何以接地气的民族志文本写作来展现被“菊花与刀”所遮蔽的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精神风貌和社会环境，以真实田野体验和感悟为基础来进行“动态日本”的田野叙事和理论建构，对于当代日本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专业人士来说，既是机遇也是必须面对的一项挑战。

[1] Vogel, Ezra F. Foreword,in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Ruth Benedict,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9.pp. ix-xii.

[2] Vogel, Ezra F. Foreword, in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Ruth Benedict,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9. pp. x.

[3] Hendry, Joy. The Chrysanthemum Continues to Flower: Ruth Benedict and Some Perils in Popular Anthropology, in Popularizing Anthropology. Jeremy MacClancy and Chris McDonaugh, ed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106-21.

[4] Benedict, Ruth. Patternsof Cultur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9 [1934].

[5] Kroeber, A.L. Review of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ume 49, Issue 3First published: July‐September1947, p. 469.

复旦人类学潘天舒（初稿完成于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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