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文｜文化相对主义和人类学的未来

发布者：刘秋芳发布时间：2022-01-22浏览次数：136

著名人类学家斯皮罗（Spiro）的这篇题为“文化相对主义和人类学的未来”的发表于顶级期刊《文化人类学》的檄文，代表了人类学界质疑和批评文化相对主义的一种声音。

在文中斯皮罗将文化相对主义分为三个类型逐一进行评述，也对三种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阐释，并对类型之一的认识论相对主义进行深入的批判分析。

本文写作目的，既是为对存在于文化相对主义的争论之中的一些概念进行辨析，也是对认识论相对主义的影响进行说明。

文化相对主义的三种类型

在当代人类学中，有三种文化相对主义：描述性的、规范性的和认识论的，由于它们被指定为同一个术语，所以经常被混为一谈，造成概念上的模糊。

描述性相对主义（Descriptive Relativism）

其理论基础是文化决定论，认为人类的社会和心理特征是由文化产生的。由于不同的理论对文化差异性的大小以及文化决定论的影响范围的假设不同，所以文化描述性相对主义进一步可以分为强、中、弱三类。

规范性相对主义（Normative Relativism）

是建立在描述性相对主义的基础之上的，由两部分判断组成。第一部分是关于文化本身的判断，认为没有可以评价文化的统一标准，任何文化体系都是由描述性和评价性两部分组成，并基于不同的维度进行判断，主要从认知角度和道德角度进行。第二部分是关于假定的社会和心理产物的判断，由于没有普遍接受的评价标准，任何关于不同社会群体的行为模式、认知、情感等的判断必须与产生它们的文化的可变标准相对应。

认识论相对主义（Epistemological Relativism）

是三者中的最高阶段，尤其是描述性相对主义发展的最高程度。它认为几乎所有人类社会和心理特征是由文化所决定的。它的特点是把全盘的文化决定论与无限的文化多样性结合起来，产生了特殊的文化决定论。认识论相对主义的支持者们认为关于文化、人性和人类心灵的泛人类概括可能是错误的或空洞的，同样地，任何旨在解释文化、人性和人类心灵的一般性理论都可能是无效的或琐碎的，只有当且仅当概括和理论可既是特定群体的又是文化上的，才是真实的和有效的。并且，认为由于文化是不可比拟的，所有的科学都是民族科学，所以文化解释的概念本身就是错位的。也就是说，人类学的目的不是解释文化，而是解释特定的文化。文化被视为一个符号系统，对文化的解释包括对其符号意义的阐释。这一目标是通过民族志学者移情、观察、洞察、想象、理解的方式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将一般的原则或理论（文化、行为、心理功能、符号过程等）应用于被调查的对象。

三种类型的相互关系

这三种类型的文化相对主义不仅在分析上可以分开，而且在历史上是不同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的。

19世纪的文化人类学家是描述性的相对主义者，但他们并不认同规范性的相对主义。而随着博厄斯学派以及美国历史学派的兴起，人类学家逐渐接受描述性的相对主义需要规范性的相对主义，但是他们也并不支持认识论相对主义。直到20世纪60年代，规范性相对主义发展之后的30年，认识论相对主义，一个由后博厄斯时代的新一代人类学家所创造的理论类型才登上人类学舞台。尽管规范性相对主义和认识论相对主义都是从描述性相对主义出发的，但它们在历史上和分析上是相互独立的。

这三种类型既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各自独特的讨论主题。他们的共同议题是挑战社会多样性和心理多样性的非文化理论的有效性。规范性相对主义的议题是挑战以民族中心主义为特征的文化多样性理论的有效性，而认识论相对主义的议题是挑战普遍主义解释的文化多样性理论的有效性。所以也可以说，规范性相对主义是从“温和”的形式出发，而认识论相对主义从描述性相对主义的“强势”形式出发。规范性相对主义对文化多样性便是采取了一种温和的观点，即允许一定程度的文化普遍性。

对于认识论相对主义的批评反思

针对文化多样性的主张，认识论相对主义的出发点是文化（也是社会和心理）多样性，其范围几乎是无限的。斯皮罗认为不管是从经验上还是1.8理论上这一前提都不被接受，认识论相对论者不可能两全其美。他们不能在争论文化不可比的同时，还声称民族志学者（包括他们自己）能够理解外来民族的文化和思想。

基于文化多样性，认识论相对主义者对“人类学能是一门科学吗？以及人类学应该是一门科学吗？”进行讨论。认识论相对主义拒绝承认人类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概念。它认为，人类学的正确目标不是解释，而是解释一阐明符号意义，而这一目标要求人类学不是作为一门科学而是作为一门解释学（hermeneutic ）来设想和实践。斯皮罗认为这种选择，即把人类学只是作为解释学学科，对人类学有不利影响。

认识论相对主义中解释学议题的批判

首先，是对解释学人类学的主观方法论展开批判：根据解释学传统，有两个特点特别将解释学与科学学科区分开来。

其一，前者采用了洞察力、想象力、共鸣等，而后者则依赖于客观的调查方法。

其二，因为解释学对特殊性感兴趣，所以解释总是与个案有关，它在所有的特殊性中处理这些个案。而科学学科关注的是原则、法律、理论等，因此，即使科学的说明（explanation）适用于个别案例，它也是把它们作为一般的实例来处理的。但作者认为，将这些手段作分界，混淆了它们在发现方面作为技术的适当作用和在验证方面作为方法的不适当作用。

其次，从解释学人类学的民族学特殊主义展开批判：作者认为如果人类学放弃对文化和社会的解释理论的探索，而只对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进行特殊的解释，那么这种人类学会变得无聊。

对比认识论相对主义中解释学的目的和描述性或规范性相对主义时期的民族学调查的目的。当文化相对主义被限制在描述性的类型时，民族学的调查被进步的理念把控。因此，研究各种社会的目的，包括特别是原始社会，是为了记录各个阶段，并发现单线文化和社会进化的过程。当进步的观念以及文化进化的单线阶段理论被抛弃，同时文化相对主义也包括了规范类型时，民族学研究的目的和集中研究原始民族的理由也发生了改变。对原始人的民族学研究被认为不仅有助于实现特殊性的目标，也有助于实现理论性的目标。也就是说，它们不仅被视为扩大我们对社会和文化多样性范围的知识的一种手段，而且还被视为达成可能解释社会和文化的有效理论和原则的一种手段。而到了民族学特殊主义时期，民族学调查的目的面临危机，如果像认识论相对主义所宣称的那样，文化具有不可比性，那么民族学调查研究的目的将没有以往那么重要。如果在原则上，民族志研究不能有助于制定社会和文化的非琐碎的解释理论，甚至不能有助于发现关于它们的非空洞的经验性概括；相反，如果它们只能有助于对某种原始文化的某种信仰或习俗的独特理解，这有什么知识上的意义？

在此，作者认为，继续追求民族学特殊主义的目标，对于人类学在世界的发展有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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