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kubiak, Cori. 2019.“English Is Out There—You Have to Get with the Program”: Linguistic Instrumentalism,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English-Language Voluntourism.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51, Issue 2, pp. 212–23.
本文作者Cori Jakubiak是格林内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的教育学院的副教授。在这篇发表在《人类学与教育》季刊上的题为“英语无处不在——你只能去接受这个项目:语言工具主义、全球公民教育和英语志愿服务”的文章中，Jakubiak 将语言教育实践活动作为探讨的对象，并联系教育学、人类学以及语言学理论，为我们将抽象的南方理论进行了社会性解读。作者通过自己在三处英语志愿服务活动的长期田野调查，结合对宣传材料以及多名志愿者访谈的质性分析，挑战了将英语志愿服务等同于培养全球公民意识的表象，而试图深挖其背后语言不平等的南北差异。笔者认为，在去殖民化的大潮流中，我们需要这样的文章来重新解读“北方视角”下所制定的规则。在这里，南方并不指的是一种固定的地理方位，而是一种打破以英语为主流叙事的观点，与一种包容语言与文化多样性的态度。而从北向南的英语志愿服务本身，便是值得研究者反思与深耕的话题。
一、英语志愿服务现状:为何而教?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英语志愿服务毫无疑问是西方世界公民可以探索自己并“服务”社会的一种有意义的实践。这些志愿活动往往能为年轻但缺乏教学经验的英语母语者一个短期的旅行机会，在教授非英语母语者语言能力的同时，去探索欠发达国家的发展状况。这类活动多由非政府与商业组织主导。与其他形式的志愿活动一样，英语志愿旅游非常强调其能够培养全球公民意识的教育作用，以及为接待社区所能提供的发展援助。
在过去的十五年中，随着志愿旅游奖学金迅速增长，这种小众的旅游及志愿活动也渐渐进入研究领域。例如，Jim Butcher和Peter Smith (2010)认为，志愿旅游是生活方式政治的缩影。生活政治利用市场来解决由“自由”或重新监管的市场所导致或加剧的问题，而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更多地是消费者而具有志愿意识的非公民。对乳腺癌发病 率上升的政治反应恰当地说明了生活化政治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民联盟利用抗议、静坐和游行等手段要求联邦政府更快批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而与之不同的是，如今的乳腺癌行动主义侧重于个人通过购买粉色的乳腺癌防护产品和佩戴粉色丝带或衣服，来显示与疾病的斗争中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
相关研究也将志愿旅游的概念看为新自由主义政府的一种形式。在公共福利越来越被贬低为官僚主义和浪费的今天，志愿服务被认为是对无数社会问题最恰当的回应。在服务过程中个体所产生的积极、自治、创业和情感特质，则更是响应了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将市场逻辑得以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志愿服务为例，志愿者作为教师更多被作为语言服务的提供商。文章也提到，不少聚焦志愿活动宣传资料的研究发现，志愿者常常被美化为具有极高个人能动性的个体，能够在活动中提供语言服务，获取自我提升，并帮助其他非英语母语者拓宽眼界与格局。
二、从北方到南方:何为全球公民?
志愿旅游也与全球公民的概念密切相关。正如非政府组织联合星球(United Planet)的宣传资料上写的一样，“联合星球释放了你作为全球公民的潜力，使你能够创造一个更和平、 更有凝聚力和可持续的世界”。同样，世界教育(WorldTeach)宣称:“世界需要更广泛的教育机会和更富有同情心的全球公民。”这意味着这一概念对于实施社会变革是非常可取和必要的。如今，西方的教育体系下全球公民的理念显得格外重要。大量的高校都在强调要培养具有全球化竞争力与全球化交流能力的学生。这种对全球公民教育兴趣的上升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并诞生出了很多有趣的问题，例如全球公民身份是否会改变人们之间的关系?民族是否仍然是人们对自我界定最重要的概念?以及全球公民是否也是生活化政治的一种体现。在对这些方向梳理的过程中，作者也提出了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即全球公民概念是否只是南北方二元对立的一种衍生品。这里的全球更多指一种以西方英语世界为代表的话语体系下构筑出的环境。而新一批的全球公民，也不过是带着北方话的思想，想要为南方的弱势群体发声而已。这种发声是否是公正的。
三、语言工具主义:什么是英语母语者?
接下来的理论部分，作者更聚焦于语言学领域，阐述了当前的英语霸权以及语言工具化的情况。语言工具化，是指语言更多被看作了一种对外交换商业价值的工具，而非带有文化及身份价值的特殊符号。这与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市场(linguistic market)与语言母语主义 (Native speakerism)息息相关。在这样的概念下，处于北方的英语母语者被天然赋予了更高的语言资本，这也是为何在语言志愿服务中，尽管大部分的志愿者并没有接受过职业的教学训练，但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母语者身份获得更高的流动可能性以及金钱报酬。根植于这一话题之下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即使在美国境内也有不同的英文口音，但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所说的语言往往才被认为是纯正的、具有对外输出价值的英语。这部分群体也是英语志愿活动中最主流的群体。
四、研究发现:英语的工具化
在这篇文章的研究发现与讨论部分，英语在个人与国家层面的工具化被展露无疑。以英语志愿服务的宣传文本为例，各项目始终在强调作为一名英语母语人士，教授越南或是蒙古人英语技能，将为英语国家的长期发展和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做出贡献。英语母语者可以在为南部世界提供帮助的同时，强化自身的优势地位。而这种宏观的话语，毫无疑问也被微观个体吸纳，也就成为了本文标题中所说到的观点“英语无处不在，你只能去接受它”。与此同时，英语也被工具化为了一个世界公民所必备的技能——若想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获得成功，英语毫无疑问是排在首位的技能。无论是志愿者宣传文本，还是从志愿者本身的认识出发，教授一门语言再也不仅仅只是一个教育行为，而更多成为了巩固北方霸权，弱化南方主体性，强化二元世界对立的一种手段。而这样分裂的话语，却是可以被“全球公民”的话语 体系所粉饰，使得结构被潜移默化地深化与根植。
然而作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反思性的批判。其一，她将过分工具化英语的行为看做不仅是北方，更是精英阶层维护自己权益的方式。即并不是所有的英语都被给予了同等地位，而唯有最接近西方白人的英语使用习惯被看做是地道而值得效仿的。其二，全球公民话语体系下的志愿活动，在某种意义下也强化了南北分化，而并非真正做到了文化间的平等交流。当英语作为流动的唯一语言资本时，全球的概念也不过是建立在对北方世界的崇尚以及南方世界的失语之上。其三，缺乏教学经验的英语母语者，并不能承担起志愿活动的目标，而更多只是在享受身份带来的红利与优势。因此，英语志愿旅游对帮助志愿者了解英语教学的文化政治或经济全球化影响人们获取资源的方式几乎没有帮助。相反，英语志愿旅游促进了对教育和发展中语言不平等的看法，并潜移默化演变为了具有社会变革性质的公民行动。
五、反思与讨论
作为一名英语社会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激发了笔者当前学习的大部分理论库存。从南方理论、语言意识形态到语言工具化与语言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这篇文章所讨论的问题正是我所关心的诸多领域:英语究竟在怎样塑造我们的世界?全球公民究竟是否建立在某种特定的语言意识形态之上? 全球化的今天，怎样的语言身份应该被双语和多语者所提倡?而我们的母语中文，又应该怎样去定位自己在语言世界中的位置?这一系列问题，在去殖民化思考日益进入主流研究领域的今天，都十分值得思考。如果我们说英语的学习是建立在工具化的基础之上，那我们又能否失去这一有力的工具?国外的学者Canagarajah, Kubota,Pennycook等人，正在试图通过对移民家庭多语传承与南方世界多语教育的课堂实践的实证研究，来抨击英语母语者所具有特权的世界。与此同时，国内的诸多教授，如李宇明，文秋芳等，也在持续提出世界汉语与大华语的概念，进一步强调了我国当前应以全球化视野展望中文发展前景，迫切需要挣脱全球英语话语权桎梏。身处南方，我们如何挣脱桎梏?作为研究者，答案在于我们所处的多语田野，以及不断为跨文化交流发声的实证调查之中。毕竟英语无处不在，被英语所塑造和固化的世界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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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外文学院 唐溪若 推介
复旦人类学所 方志伟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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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cher, Jim, and Peter Smith. 2010. “‘Making a Difference’: Volunteer Tourism and Development.” 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 35 (1): 27–36.
Yakubiak, Cori. 2019.“English Is Out There—You Have to Get with the Program”: Linguistic Instrumentalism,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English-Language Voluntourism.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51, Issue 2, pp. 2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