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Shah, Alpa. 2017. “Ethnograph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 Potentially Revolutionary Praxis.”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7(1): 45-59.
人类学家Shah Alpa
文章简介：人类学家Tim Ingold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直言：“民族志到此为止了！”（That’s enough about ethnography!）而本文作者伦敦政经学院（LSE）人类学教授Alpa Shah在文中指出：民族志的变革性潜力尚未得到足够认识，遑论发挥殆尽。她呼吁摒弃学科分界的争论，转而着眼于民族志和参与式观察所能够为总体的知识生产、以及实质社会变革带来的机遇。因为没有哪一种实践像参与式观察那样深嵌在他者的整个生活世界中，并时刻推动人们去质疑、反思、更新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假设和认识、挑战霸权观念、更好地为人。
作者首先指出了民族志研究在当下所面临的多重困境：当非人类学领域的学者（乃至市场调查公司）讨论民族志研究时，他们口中的民族志往往并不具备人类学民族志的潜力。尽管同样不乏杰出的例外，但对于民族志大量的草率运用无法使其发挥出不同于寻常质性研究的作用。此外，在人类学内部，过度学科化、“自娱自乐”的内倾趋势同样也抑制了民族志研究的潜力。作者认为，这些问题究其根本是研究者没能认识到民族志作为一种实践的重要性和严谨性。
与此同时，这些问题又因为学术机构讲求效率的风气而变得更加严重：民族志研究常常因为耗时耗力而被问询其必要性，更无需提及在当下的学术评价体系中，一种“开放式结局”的、无法承诺确定研究结果的研究方式会更加饱受质疑。这样的情况往往出现在人类学家跨学科合作的过程中，而人类学家在压力下通常会做出形式上的妥协，例如在研究开始阶段给出研究计划、研究问题甚至研究假设，而这实际上对于研究本身并无裨益，反倒造成资源和精力的浪费。作者认为，鉴于上述问题，Ingold对于民族志研究“到此为止”的判断无疑是富有见地的。她也指出，人类学家不能一味妥协，而须通过批判和自我批判来清楚认识到民族志是什么、如何做、民族志又为何重要。
一、参与式观察：是什么？何以具有变革性？
作者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争论民族志的归属权（即应属于哪个学科）、或是指责部分学者假借民族志之名所做的非民族志研究是毫无意义的，需要看到的是民族志本身的力量。由此，作者接着通过对民族志之核心——参与式观察的分析来展开论述。她指出，参与式观察之所以具有潜在的变革性是因为：
1. 通过参与式观察，人类学家能够尽可能地深入他人生活、成为他者的一部分，这使得他们不断质疑自己已经建立的、关于世界的基本假设和理论认识，并挖掘崭新的思考、观察和行动方式。这种根本性的挑战和质疑之所以得以可能，是因为参与式观察强调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知识交换（平等性，democracy），且十分关注研究对象生活不同维度的交织（整全性，totality）。
作者提到，人类学常常被指摘其只能够提供详尽的描述和众多的案例研究，却无法超越地方性知识（localized knowledge）的限制，但这一论断忽视了人类学独特的知识生产方式：人类学通过深入而整全的参与式观察所能够获取的恰恰是质疑现有的一般性理论命题的可能性。接下来，作者通过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Learning to Labour）和詹姆斯·C·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两个民族志案例来说明，深入而全面的参与式观察如何能够达成一般性的理论命题。她强调，她所引述的两个民族志案例都不是来自于人类学领域，这恰能够说明她前述的观点，即相比学科标签，更值得关注的是参与式观察对于整体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意义。
在《学做工》中，威利斯通过在参与式观察中得到的材料对以往的理论取向进行了批判，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子女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结构封闭性或是意识形态的塑造作用而失去了阶级跃升的机会，而是通过主动学习发展出了独特的反主流文化，并无意中促进了阶级固化和分层模式的再生产。在《弱者的武器》中，斯科特则通过长达18个月的参与式观察，发现马来西亚的农民并没有像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所说的那样针对资本家展开大规模的抵抗活动，而是通过日常行为中的懈怠、说谎、纵火、偷窃等不易被当权者察觉的行为来实现反抗的目的。这两个民族志案例都很好地说明了参与式观察对于既有理论的变革性，或者用威利斯的话来说，一种外在于初始框架的、令人惊奇的可能性。作者认为更重要的一点则在于，参与式观察作为一种通过存在（being）和行动（action）来生产知识的形式，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起一种辩证关系：理论在行动中被生产出来，而行动本身又是对于理论的践行和实现。
也正是通过与陌生群体之生活的紧密接触和长期参与，以及对于人类生活与社会关系的多维度、交叉性考察，人类学家才得以意识到，自己对于世界的认知和理论理解实质上是被自身特定的历史、社会和空间位置所形塑的。这意味着，人类学家在参与式观察的推动下，将不得不长期处于一个自我质疑的过程中，而其本身的世界观和理论假设也将在这种自我审视和自我修正中不断变化。当我们认识到参与式观察的这种变革性力量，我们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人类学家初入田野时所持有的观点和看法，常常会在田野考察进行的过程中被大幅修改、乃至彻底否定了。作者认为，这种开放性也恰是人类学的独特魅力：它为过去被视作正常、理所当然的事物蒙上一层怪异的色彩，却又使得那些看似奇特的事物成为一种新规范的基础。
这个过程也正是新理论诞生的过程。作者指出，理论是无法独属于某个特定学科的，而那些试图理论贴上学科标签的尝试亦属多余：尽管知识的生产往往依托于某个学科领域或制度框架，但是知识本身不应为学科边界所限。作者认为，参与式观察能够为不同学科的理论体系提供理论主张，也能够从不同学科中汲取理论资源，这种跨学科属性至关重要。
2. 通过重视他人的生活，人类学家能够在参与式观察的过程中认识到历史、意识形态和行动之间的关联，这不仅有利于理解事物为何维持原样，更有利于理解革命性的社会变迁背后的动力和权威。
作者指出，参与式观察之所以具有变革性力量，是因为它着眼于历史，以及人类行动对于历史的塑造，其核心是对于“何以为人”的洞察，即将人视作处在特定时空环境下的、特殊物质和意识形态历史的继承者。因此，参与式观察中的人类学家必须看到作为时空和历史延续的人背后的结构与过程，只有在这种洞察的基础上，人类学家才能够激发出参与式观察的诸多潜力，并以此生产新的知识、挑战主流理论、改造人的意识与行动，乃至改变人类历史的轨迹。
当然，参与式观察固然具有这种联结微观与宏观、以个体行动影响历史过程的巨大潜力，但在作者看来，这种潜力的发挥受限于当代学者对参与式观察的诸多误解。因此作者接下来将从参与式观察的四个核心维度切入，试图厘清参与式观察的重要意义：
a. 亲密与疏离（intimacy and estrangement）：参与式观察通常将陌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这并非出于猎奇或是文化相对主义（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忽视这两者在人类学学科初期确实曾是重要的推动力），而是由于“陌生”是人类学提供独特知识的基础：作者认为，在很多情况下，“熟悉”意味着从某个理论假设出发，最终又回到这个理论假设以证其真伪，而这样的研究思路则已为人类学之外的许多学科所采用，无法激发出人类学民族志的独特潜力。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陌生”与空间距离的大小无关，而仅仅意味着与研究者存在差异。虽然今天的人类学正不断将目光从“异域”转向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陌生”对于参与式观察的重要性依然不减，即使是对于“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这一新兴的民族志形式，对于自我的他者化（陌生化）也仍是一个极为关键的过程。当然，“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状态并不会、也不应一直持续，因为从事参与式观察的研究者多少会同研究对象建立起某种形式的亲近关系，而在这种情况下，在学者与伙伴、参与（involvement）与脱离（detachment）之间存在的张力，则会成为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b. 持续性（long duration）：深入他人的生活，学会像他人一样行动、感知和思考，这并非易事，因而自然需要长时间的持续投入（通常超过一年，理想的长度是18个月以上）。作者认为，只有满足这样的时间投入才有可能了解到人际关系中的冲突与矛盾，洞悉到那些不被言说的、只通过行动和实践所表达的知识，并发觉人们所言和所行之间的分离（disjuncture）（用James Watson的话来说，即orthodoxy和orthopraxy之间的差异）。此外，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变化同样也要求长时间的参与式观察。更重要的是，人类学家需要时间来进行自我质疑和自我否定，并通过在实践中（部分地）成为他人来获得关于研究对象的特殊知识。
c. 整体性（holism）：若想要理解社会生活中某一维度，就无法将这一维度与其他维度割离开来，而需要以一种尽可能整全的视角来看待社会生活中不同维度的交织、融合与互塑。这也意味着，人类学家没有必要将自己贴上“政治人类学家”或是“经济人类学家”的标签，因为人类学正是得益于其整体性而获得了超越学科内部边界的洞见。
d. 揭示某一群体的社会关系（revel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of a group of people）：毫无疑问，参与式观察的理论贡献依赖于对某一人群的深入了解，而在作者看来，这种了解并不会仅仅停留在个别案例的层次，而是引导人们去思考更高层次的人与事物。换言之，人类学固然强调对小范围人群的深度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学就这样将自身限制在了一个个田野和散点式的知识体系中内：恰恰相反，参与式观察从来就不拘于一个有限的田野场所，而是不可避免地将研究者带离所在的田野，去探索不同时空、不同人群、不同过程对于该田野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正的参与式观察都是“多点”（multi-sited）的（这与George Marcus的观点不谋而合），因为没有一块田野是真正独立自足的。
二、参与式观察的风险与局限
参与式观察固然充满变革的潜能，却也使其实践变得困难重重、充满挑战。作者借用了一个相当通俗的比喻，将深入他人生活、与他人共同生活的过程比作“下海游泳”，并将实践参与式观察过程中的风险用比喻的方式归纳为以下四点：
a. “无法离岸”：即使在田野中与研究对象相处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研究者也依然可能处于一种边缘状态，而没能真正深入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这一情况的结果是，研究者无法获取任何超出其预设的知识，也无法挑战并超越自身既有的认识，更没有任何真正的理论建树。作者指出，这一问题在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显得愈发突出，因为过去人类学家在田野中所面临的物理和心理隔绝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发达的通讯技术所消弭。这虽然带来了一定的便利，却也对参与式观察的过程产生了干扰，使得研究者更难以同原来的世界有足够程度的脱离，也就更加难以深入到他人的生活世界中去。
b. “无法上岸”：这是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即研究者在他人的世界中陷得太深而无法抽身。这可能导致的结果则是，研究者只是就事论事地呈现某一个他者的形象，而没能将这些田野经历与整体的理论体系相整合。尽管这种松散的数据呈现本身无可厚非，但它在实践意义和理论深度上却是有限的，充其量只是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素材，而无法在人类学框架内为某些“终极问题”（例如何以为人）的解答作出独特的贡献。
c. “无穷无尽”：这一表达指的是，尽管参与式观察可以无限进行下去，但作为研究者，也需要在恰当的时候结束这个过程，而何时停止、结束之后舍弃哪些内容，这同样需要研究者作出判断和取舍。
d. “参与和观察”：尽管“参与式观察”这一名称将“参与”和“观察”合为一体，但这两者并不总是同时进行的。两者之间的张力在于，研究者在多数时候都只是在观察而没有参与，但往往是在参与的过程中，研究者更可能获得独到的见解；然而，一旦研究者真正成为了参与者，全面的观察便也难以维持。
此外，尽管作者在前文中不断强调参与式观察的巨大潜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参与式观察就不存在局限性。在接下来的部分，作者列举了参与式观察在实践层面上的不足：
尽管参与式观察具有变革性潜力，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但它不可能完美地适用于所有的田野场景和研究目的。因此，研究者也不应画地为牢，将自己限制在参与式观察这一路径中，而应尽可能地丰富可运用的方法储备，以应对不同的研究情境。举例而言，围绕研究对象展开文献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其历史的理解，而在某些模拟环境（simulated environments）中开展研究，也能够对于理解实际的田野情境有所裨益。此外，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包括“实证证据”的收集）也能够使得人类学研究在跨学科的学术交流乃至争论中具有说服力。
作者还指出，一生中能做到先后两次完全沉浸在同一田野中的人类学家在今天的研究环境下是相当少见的，而在早先的人类学领域内中却十分常见。这不仅是由于参与式观察本身就在情感和实践上对研究者、以及研究者的家庭和朋友产生了不小的挑战，也是由于今天的人类学家相比从前而言更难以脱离制度化的学术环境：人类学家往往不再只是学者，而同时扮演系主任、会议主持人、委员会主席等角色。这些职责使得人类学家更难脱离原有的生活世界。在一次完整的参与式观察经历之后，他们无法再以同样的时长和深度回到田野，而是至多能够进行回访，在很多时候甚至连回访也难以做到。但作者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暂时性地成为从事文献工作的“扶手椅上的人类学家”（armchair anthropologists）亦具有宝贵的价值，因为在对于先前学者研究的批判性阅读（reading against the grain）中，同样能够体现参与式观察所具有的变革性：从一种不同于先前学者的视角和处境来看待相同的研究对象，也能够在挑战自身原有认知的同时对既有的理论作出修补和更新。
作者提出的另一个现实问题在于，面对日益效率化的学术环境，研究者应该如何看待、如何践行参与式观察。人类学家在学术生涯早期，往往会在自己和制度所给予的压力下不断试图证明自己的能力，通过不断的（以发表为目的的）写作来证明自己“通过了考验”。这种功利主义的做法在大环境的压力下或许也无可厚非，但作者指出，人类学家不应止步于此，而应当在超越约束的地方以不同方式、通过多种媒介发挥潜力：可以是跨学科交流，可以是在公共领域发声，也可以是与应用领域合作。
最后，作者就学术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点警告：她认为，尽管在学术和实践之间建立联结是必要且有益的，但若是在激进的呼声中过于草率匆忙地投诸实践，则会反过来牺牲掉学术所能够提供的特殊价值。因此她认为，人类学在短期内应当暂时搁置实践的热情，而更应重新思考那些被视作“应当实践”之事物的理论前提，而这也正是参与式观察的核心精神。尽管这在短期内意味着实践热情的消退，但作者相信，更长远来看，这会让人类学家成为更好的实践者。
我想，作者在文中所阐述的种种境遇和展望不仅是已经进入人类学学界的学者所面临的现实，这对于尚且在向学术领域攀登的学习者而言，亦铺展开了一幅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图景，并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学术抱负和现实压力之间找寻自我定位，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建立桥梁，又如何在热忱和冷静的交替中获得平衡。这些问题虽非纯粹的学术议题，却是每位有志于学术者必须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