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tner, Sherry B. 1974.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 In M. Z. Rosaldo and L. Lamphere (eds),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68-87.
Sherry·Ortner
当人们意图将人类划出高低贵贱之分并试图合理化并美化当前存在的不平等时，生物决定论（biological determinism）一直是一个得心应手的武器。通过合乎“科学”的解释，把原因归结于个体生物因素，而全然不顾当下的政治和文化，也不关注其历史沿革。
对于性别议题，生物决定论依然作为认定“男女有别”的依据。我们想想有关育儿的话语，我们只听说“母性”，而极少听说所谓的“父性”。当我们看到一个男性对同学、朋友关怀备至，我们可能会说他流露出母性的光辉，称其为某某妈，以表扬其体贴的品行。而当我们看到一名女性同样的行为时，我们会说：这就是她们的天性啊。
体贴、温柔等品质，以及相应的行为、分工都被性别化。时至今日，它依然通过多年的社会化过程而根植在我们的大脑。我们脑海中的“男女有别”，体现在性格、能力、行为，也体现在未来的家庭、社会分工以及社会分层。然而，当我们质疑一句：这真的是性别决定的吗？或许我们会有不同的答案。
自上世纪70年代起，性别研究在人类学学科内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标靶就是跨文化视野内显而易见的男性的社会主导地位。为了寻求普世女性的历史性卑微地位的解释，奥唐纳（Sherry B. Ortner）在题为《女性之于男性是否如同生理（自然）之于文化》（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一文中，试图从一个将女性与生理（自然）相连，将男性与文化（更具价值）相连的符号二元论入手，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女性是否真的普遍不如男性？在所谓的“自然与文化”的二分法中，女性是否代表了自然一极，而男性代表文化一极？作者认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这样的文化观念：男性优于女性，女性从属于男性。而作者试图通过揭示这种观念的底层逻辑，进而挑战这种“女不如男”、“女性偏向自然”的说法。
奥唐纳认为，生物决定论认为男性有一些女性不具备的特质（比如文化创造力），因而她们应当处于从属地位。但作者认为，只有在文化定义的价值系统的框架中，这些高低之分才有意义（1974：349）。也就是说，所谓的高低之分，也是被定义的、人为建构的。女性之所以被贬低，是因为她们具备的特质在文化系统中不被赋予较高的评价。那在人类社会的价值体系中，是什么被推崇？又是什么被贬低？在这里，奥唐纳引述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自然-文化”二分概念。很显然，在人类的惯性思维中，因为人类从自然界取材，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文化，这种阶段式的发展、以及自然的可改造性，使得文化被赋予了“高于自然”的特质。当我们对自然和文化做出认为区分，我们就隐含了这样的假设：文化经由人的创造，它更高级。
在这种自然-文化的高低之分中，人类借助各种象征、符号，赋予女性更多的“自然属性”，这样，在社会文化的框架下，她们自然处在一个较低的位置，使得性别不平等具备了观念上的合法性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Ortner进一步发问：为什么女性更接近自然一极？Ortner从女性的生理性、社会角色以及心理特性三个维度展开了分析。
在生理层面，作者引用了波伏娃对于女性的表述。波伏娃认为，女性是猎物，她们是痛苦、危险、不舒适的根源。女性生育的时候充满了危险和痛苦，她们更容易受到人类的自然属性的奴役，因而，她们比男性更少地参与到文化创造的活动。这种文化创造活动具有一种超越性，而并非女性生产后代那种周而复始的过程。然而，作者认为女性作为人类的一半，有意识地参与到文化生产的过程。因此，女性在自然-文化两极都参与了生产，一方面是人的生产，另一方面则是文化的生产，但正因为这种“两头顾”的状态，使得她们不如男性那般纯粹属于文化一极。总之，在生理层面，由于女性要花费较多精力进行人的生产，因此她们的动物性、生物性被强调得更多，因而也更接近自然一极。
在社会角色的层面，由于女性的生育能力，她们在生产以后要进行哺乳、教养，这些活动把女性限制在家庭中，她们所处的空间进而被视作接近自然。同时，由于新生儿不具有社会成员的资格，且被视作一种动物般的存在，因此，这种母婴的联结被象征化为一种自然状态。除此之外，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家庭与社会的对立，对于自然与文化的对立有着重要性。社会的规制使得家庭不会自成体系，家庭被视作更低层次的社会组织。基于以上几点，女性与未“成人”的孩子、家庭捆绑在一起，即便她们能够从事一些教育、烹饪等具有文化意义的活动，但也因为她们没有参与更高级的文化活动（比如仪式活动、政治活动），因此她们再一次卡在了自然-文化两极之间。
最后在心理层面，作者认为女性有不同的心智结构。她先是引用了乔德罗（Chodorow）的观点：男性偏向抽象、客观，而女性偏向具体、主观。但作者认为，这种心智结构的差异，源自女性参与了婴儿的护理以及女性后期的社会化过程。也就是说，这种心智结构是被塑造的。
基于以上三个层次的分析，作者认为女性无法像男性那样超越自然，她们身上有着许多两极化的象征。她们时而是圣洁的女神，时而是污秽、邪恶的象征。这种文化符号的操弄，使得女性活在一个被建构的性别不平等秩序之下。
总之，作者试图说明，诸如“女性不如男性”、“女性更接近自然一极”之类的观念，背后蕴含着一套人为建构的价值评价体系。通过强调文化高于自然，并将男女两性安置在不同的极端，进而形成一种具有天然合法性的秩序。性别差异只是表象，背后的文化假设才是造成这种秩序的基础。
相当矛盾的是，一些社会强调男性气概，崇尚阳刚之气，但这不就意味着男性更具有动物性吗？虽然会有人用丛林法则来比喻一个社会，因此男性需要表现出侵略性，但这岂不是混淆了自然与社会的区别？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更多是一种被操弄的东西，所谓的男女有别、男高女低，还原到本质，似乎不过是一些群体背后的利益动机罢了。
推介：复旦人类学 方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