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U‐LUGHOD, L. I. (2012). Living the “revolution” in an Egyptian village: Moral action in a national space.American Ethnologist, 39(1), 21-25.
2011年1月24日，埃及革命爆发，人民普遍对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现行政策制度表示不满。除了抗议的人群，大量来自各国的记者也来到了革命爆发的中心地——开罗。
人类学家Lila Abu-lughod一直关注着埃及的变化，她曾以埃及各地为田野点完成了四部民族志，分别是《遮纱的情感》（Veiled Sentiments: Honor and Poetry in a Bedouin Society），《国家电视剧》（Dramas of Nationhood: The Politics of Television in Egypt），《书写女性的故事》Writing Women’s Worlds: Bedouin Stories, 《穆斯林女性真的需要拯救吗？》（Do Muslim Women Need Saving?）。在这次埃及革命中，她观察到公众对于埃及革命的注意集中在电视台转播的开罗广场和埃及首都开罗上，而没有转播这场革命对埃及各地区产生的重大影响。
Fig. 1. 开罗广场
作者把我们的视线从开罗转移到一个边远的上埃及村庄，当地的日常生活受到萧条的国家经济、社会政策、警察和安全部队的专横权力以及深刻的边缘化和劣势感的影响。即使是在这些重压之下，村里的年轻人也在积极应对，特别是埃及革命爆发之后，他们开始解决自己所在社区的问题，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讲述着“责任、无私、社区福利、反腐败斗争和自利”的道德语言,他们没有谈论民主，但在直接地解决问题时，他们正在实践民主（Abu-Lughod 2012）。
国家首都和边远村庄
解放广场是开罗的象征，开罗则是埃及的象征，但很大一部分埃及人并不居住在开罗。
上埃及的这一农村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权力和财富的边缘，当地人去往开罗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征军、移民、打工、医疗、教育等方面。当地离首都很远，但是有一定的交通往来。长期以来，开罗一直是贫困、无地和失业的村民的目的地，一开始主要是男性家庭成员，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女性和儿童也设法去了开罗。
这个村庄有其独特的旅游资源禀赋，它位于古迹丰富地区的重要旅游景点，但是与首都相比，当地人对自己在经济、教育、医疗上的劣势心知肚明，当开罗的人来到当地参观法老遗址时，作者描述了当地人见到游客时的劣势心理。
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虽然促进了开罗和地方的交流，但是也让村民失去了原来的村庄。景区一直受到政府的控制，政府对建设和扩张的限制使当地不断与当局发生冲突。最终，整个社区被从底比斯山移走，当地村民失去了土地、房屋，离开了原来的社交圈。
国家政策与革命
绝大多数埃及人，无论来自城市还是乡村，都经历了穆巴拉克政府的政策带来的严重后果，比如面包暴动、私有化和其他新自由主义改革。人们为私有化和其他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例如取消医疗公共资金以及取消公共教育。
在当地村民受到了多重的压制，伊斯兰团体通过打击当地旅游业来与当地政权抗衡，村民还经历了安全部队、警察、国家官员的专制和镇压。人们一直在勇敢地尝试应对这些专制，一些村民聚在一起创建了非正式的慈善协会，以帮助最贫困的人，妇女和年轻男子组织了轮流信贷小组以积攒大笔开支以支付大额费用。
这里的村庄和埃及举国上下一样受到各种不合理的政策、专制权威的压迫，人们最终开始反抗，形成了世界瞩目的埃及革命。埃及革命后，穆巴拉克下台，埃及产生了首位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
地方层面的革命经历
主要发生地在开罗的革命鼓舞了村里的年轻人承担起当地的“新责任”。这些年轻人还开始解决一些村里的问题，并且开通了社交网络账号，他们的账号并不像一些大都市的年轻人一样用英文书写、呼吁“democracy”，而是用当地的语言写作的。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运用当地的语言进行书写表现了他们的本土身份，通过在社交平台上用自己的身份进行发声，他们感受到自己与这场革命、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他们关注村庄的利益、谋求当地的发展。他们解决了当地一系列关于食物、环境卫生方面的紧迫问题，还帮助一些家庭获得土地损失的补偿、购买土地、建造房屋，他们还积极讨论与旧政权的代表即村委会的关系，拒绝与之结盟。
尽管如此，作者认为埃及革命之后，更有组织的、较大的团体会有更大的发言权，比如纺织工人、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而这些村民虽然他们很积极，但也很难想象他们如何在国家层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而在当地，真实的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埃及革命发生后这个村庄面临着一个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棘手的问题：开罗发生的革命大大缩减了游客量，大部分当地人失去了工作和收入。
因此，我们不能只看到在埃及开罗的解放广场上发生的事，因为对于每个地方来说，都有这样的一个“解放广场”。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边缘的具体问题，虽然受相同的国家政策和国家机构的影响，每个地区和地点都经历了它们为当地人民带来了不一样的问题。
此外，我们还需要警惕的是中心-边缘的叙事，绝对的中心和绝对的边缘都是不存在的，区分出中心和边缘的做法忽视了两者之间的交流合作，也忽视了每个地方的特殊性。在埃及的语境下，中心-边缘模型被当地人用来描述首都与地方的关系，在日常对话中用来表达自己边缘和劣势的地位，体现了埃及内部充满差异和不平等的地理区位。人类学家对于中心-边缘模型已有过批评，这一模型无法解释文化和经济的流通(Appadurai, 1996)。这篇文章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作者通过描绘边缘社区的故事来使得边缘清晰起来，告诉我们边缘是不能被忽视的，边缘地区正在发生什么，边缘和中心的交流和影响，以及边缘地区所拥有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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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ABU‐LUGHOD, L. I. (2012). Living the “revolution” in an Egyptian village: Moral action in a national space. American Ethnologist, 39(1), 21-25.
Appadurai, A. (1996).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Vol. 1). U of Minnesota Press.
Chudakova, T. (2021). Mixing Medicines. In Mixing Medicines.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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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复旦人类学 杨榆楠